作者简介：韩可风，贵州遵义人，地方文史作家，有小说、诗歌、散文、影视等文学作品若干发表和出版。
沧桑遵义.下篇 / 韩可风
一
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首先在湖北武昌打响第一枪。二十五天后的十一月四日，贵州继湖北、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上海之后一举反正，成立了以”贵州自治学社”为首的大汉贵州军政府。
当是时也，贵州是全国第八个宣布脱离满清统治的省级地方政府。随后，全省各地包括遵义传檄而定。遵义地方议会议长刘应奎、自治学社成员李道坤、李筱全等人组成遵义军分府。原遵义知府连培型表态拥护光复，即由他继任知府。但连培型实际上已经无法控制局面。所以很快就由省军政府派人会同地方头面人物一起接管了政权。
这自治学社是清末民初贵州最大的也是唯一的革命党。领导者是举人张百麟、周培艺等人。他们因为借用了清政府“自治”、”宪政”的名义，因而很快就渗透到省内各个阶层的民众之中，几年时间内，竟然声称有十万之众。就连新军和绿营的士兵，也尽都成了自治学社的社员。
这个规模，可能是革命党全国之最。还在武昌举义之前，自治学社就已经酝酿了一次起事。但因士兵的子弹都被巡抚命人收缴，而为起事准备的子弹没有及时运到而暂时搁置。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遗憾。
以自治学社当时在省内的力量，已经远大于反革命派，取政权几乎可以是反掌之间。但由于他们过于谨慎，没有断然发动，以至在无意中将首义的光荣送给了湖北。
贵州的光复实在是太顺利了。顺利得全部过程只打了一枪。这一枪吓跑了新军标统袁义保，震慑住巡抚沈喻庆，一觉醒来，城头已经变换了大王旗。
然而天下之事，往往来得太容
易的，去得也多半容易，正是古人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道理。
当时在省内和自治学社针锋相对的，还有另外一个取名“宪政党”的政治派别，领导人是任可澄、郭重光、唐尔镛、华之鸿等人。任、郭分别是安顺和贵阳人，唐、华都是从遵义迁到贵阳去的省内望族。其中唐家世代做官，从其祖唐一元清初避难入遵，为人帮工，第二代开始读书发迹。两百年来，唐氏一门出过两个巡抚、几十个知府、知州、知县，宦迹遍南北。这种官运亨通，福泽绵延的情形，在贵州是绝无仅有的。从而造就了唐家在贵州政坛树大根深，轻易扳他不动的局面。因而贵阳素有“唐家顶子”的说法，意为做官的人很多。遵义则有“要想唐家不做官，除非干断洗马滩”的民谚，都是同一意思。
华家则从其父辈华联辉、华国英兄弟举人，避同治初年兵乱举家迁贵阳起，弃儒经商。几十年间，一蹴而成贵州最大的资本家和有钱人。至联辉子华之鸿掌门时，正是华氏一族由商界而政界，炙手可热之时。贵阳亦因此有“华家银子”的说法。和“唐家顶子”一样，都是贵州的一大风景。
尽管有所谓“富不过三代”的古人云，后来的华家也由于时代变革确乎三代而衰，但华氏一族对遵义来说，还有另外一层造福至今的意义，这层意义将在关于茅台酒的章节中详述。此处不赘言。
这宪政党的由来，原是清廷准备实行所谓“宪政”，也就是如日本天皇、英国王室一般，皇帝照样当，只不过颁行一部宪法，表示正在“民主”。
这样一种政治主张最早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后提出来的。梁启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坚持认为，中国人是不能没有皇帝的，中国人一旦没有皇帝就会闹出大乱子。但是中国又不能不走富国强兵、现代文明之路。既然如此，那就把皇帝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搞一个中西合璧的大杂烩吧。
当时，梁启超在国内外有很多追随者，清廷也为形势所迫，大抵认可了这种国家政治模式，于是下诏要各省研究立宪问题，正式把实行宪政提上了议事日程。
遗憾的是，形势比人强。当初康梁变法时，要求的仅仅是一点小小的改良；梁启超流亡海外后又进一步提出君主立宪，算是在改良基础上的再改良；等到朝廷从”不听不听就不听”一步步赶上来时，中国人民需要的已经不是在旧制度上做一点拆东墙补西墙的修修补补，而是改朝换代、民主共和、流血牺牲的暴力革命了。
贵州的宪政党人，就和梁启超有一种特殊的缘分。
梁启超才华横溢，思想锋锐，著作颇丰，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既是天才式的、又是全才式的人物。然而，人尽皆知他是广东新会人，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贵州人的女婿。
当年有一个名叫李端棻的贵阳人，他在宦海沉浮中有一次被放广东学政，主持广东乡试，梁启超就是他取中的第八名举人。李端棻很喜欢这个当时才十六岁的小举人，认为他将来前程无量。于是请副主考做媒，把堂妹许配梁启超。风华正茂的梁启超少年得意，忽然又得了娇妻贵戚，真是羡煞了天下的寒儒酸丁，也成就一段近代史上的人间佳话。
李端棻后来官至大学士，礼部尚书。不仅是戊戌变法的重要支持者，还是京师大学堂，也即北京大学前身的首倡者和实际创建者。变法失败后，由于驻京的各国公使联名保他，慈禧太后不敢杀他，但把他流放新疆。数年后，李端棻从新疆回到贵阳，又创办和主讲贵山书院，也即贵州大学的前身。肯定地说，这是一位贵州人不应该忘记的前贤
之后，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公车上书，领导舆论，参与变法，去国多年，身边有意无意间聚集了一批贵州籍的学生和朋友。这批人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或出谋划策，或摇旗呐喊，都成为民国初年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弄潮儿。所以如此，就和他的这份贵州姻缘分不开。
这批贵州拥趸中，有几个最为得力者，其中蹇念益又最为首要。蹇是遵义人，留学时曾任过留日学生会的总干事，与梁过从甚密。回国后，清廷任他为河南省财政副监理。这期间正值袁世凯被朝廷勋贵放逐，回到河南老家。蹇多次到项城拜访，陪老袁喝酒钓鱼，讨论时局。他对袁世凯的认识是，太过于圆滑，难成真正的大事。而这个所谓”大事”，在他看来，无非民主共和，国家富强。因而蹇与袁虽交好，却保持了一定距离。辛亥之后，蹇念益成为梁启超政治上的主要智囊和政治理念的实际执行人。当时的北京政坛，有“梁谋蹇断”之说。除此之外，他既是梁启超和袁世凯之间的主要联系人，也是北洋政府多次组阁时的重要策划者，虽然只有一个议员身份，却在北京政坛有着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
除蹇念益之外，还有陈国祥、刘显治、熊范舆等几个贵州人，大都具有相当能量。
贵州的宪政党人多由达官贵人组成，受梁启超影响很深。自治学社则广泛联络社会中下层，哪怕贩夫走卒、会党帮派，来者不拒，思想上、组织上都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保持一致。
宪政党人在辛亥革命前是保皇的，自治学社的宗旨却是要推翻皇帝，这种根本问题上的矛盾造成了二者间不可调和、你死我活的斗争。
革命之前，张百麟等一帮自治学社的领导者们还是清醒的，对宪政党人和清政府保持了一种比较尖锐的战斗姿态。但在革命过于顺利，几乎一蹴而成后，他们却一方面低估了对手，以为也不过如此；同时又十分书生气地认为，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就应该化干戈为玉帛，大家携起手来，把地方的事情做好。所以用一种所谓“君子”的胸襟，原谅并且接纳了自己原来的敌人。
贵州是宣布光复后。随即成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军政府设枢密院、都督府、行政总理。枢密院负责赞化军事、指导民政，院长张百麟、副院长即宪政党人任可澄，是军政府的核心。都督府专管军事，都督杨荩诚、副都督赵德全，都是湖北人。行政总理周培艺，主办民政。
这个政府中容纳了相当数量的宪政党人，使得政权的性质有些模糊不清了。尤其是兴义以办团练镇压农民起义出身的豪绅刘显世，本来在光复前夕是由贵州巡抚沈瑜庆急调来省镇压革命的，也被张百麟以“化敌为友”的心态，采取“宽大主义”接纳，并且发给刘显世带来的500徒手兵枪支弹药，又让刘当上枢密员和军事股长。使宪政党人有了自己的武装，掌握了一部分军事指挥权。这就为宪政党人不久以后联络云南蔡锷，利用军政府各方面的举措失误，发动政变，勾结滇军唐继尧入黔，大肆屠杀自治学社成员，继而开始贵州历史上漫长的军阀统治时代提供了条件。
新成立的贵州军政府升汉字大旗，颁布预先准备好的告示，文曰：
贵州宣布独立，已于前日举行。
所有专制苛政，一切扫除勿存。
创此空前盛举，人民更庆再生。
无论官绅士庶，各自安堵勿惊。
倘有籍端骚扰，立于斩首不循。
为此剀切晓谕，其各一体凛遵。
够想象。
但茅台酒的发扬光大，首先得力于后来一度统治贵州的桐梓系军阀，后来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批国家领导人以及外交家、大将军们的褒奖、肯定、推荐、爱护。
先说桐梓系军阀。
贵州自辛亥革命以后，经历了张百麟等自治党人领导的“大汉贵州军政府”时期；唐继尧滇系军阀统治时期；刘显世兴义系军阀统治时期；袁祖铭、彭汉章（仍属兴义系军阀）统治时期。到北伐前夜的1926年，桐梓系军阀的领袖人物周西成从赤水防区带兵进入贵阳，从彭汉章手中接任贵州省长，开始了桐梓系军阀对贵州的十年统治。
周西成是桐梓黑神庙人，清末入贵阳新军营当兵。辛亥革命时，他本是一个小班长，之后在连年战争中逐渐升任排、连、营、团、师长。
那是一个群雄竞逐，适者生存，强者为大的混乱时代。对周西成的军人生涯来说，黔军和川军的成都一战是他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
当时袁世凯猝死，护国战争结束，梁启超、蔡锷、唐继尧等人以“再造共和”的大英雄姿态为世人共仰，一生声誉功业达到顶峰。
而贵州督军刘显世等人也因为云贵首义的光环，一时间感觉特别好。战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唐继尧仍然当云南督军；蔡锷任四川督军；贵州督军还是刘显世。云南贵州都没有什么变化，变化了的只有四川。四川是护国战争的主要战场，战后这块肥肉自然落到了护国军手中。但蔡锷此时已经疾病缠身，同时也厌倦了政治漩涡中的种种勾心斗角、利益争夺。因而他在川督任上，一再声明“为国家不为权力”，只待了几个月便乘槎浮海，到东瀛日本养病，1916年11月8日，曾被恩师梁启超誉为“天下奇才”的蔡锷将军在日本福冈因喉癌辞世，时年36岁。死后家无积蓄，尚有4000余元债务无力偿还，只得以政府恤金抵之。
梁启超时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闻讯十分悲痛，曾撰联相挽，文曰：
吾见子之出而不见其入也，
天未丧斯文而忍丧斯贤耶？
蔡锷离川去日，四川督军由滇系大将罗佩金接任，而护国军中入川的黔军司令戴戡则任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造成了对四川的“滇黔共治”局面。周西成当时就在入川作战的护国黔军中当连长。而他对面的北军将领，便是还没有成名的吴佩孚。
此时之吴佩孚，还在成长期中，身为旅长，仗也打得不算好，还不是日后那个所向无敌，傲视天下的吴大帅。
罗佩金虽是蔡锷手下将领，政治上却属国民党。蔡锷是梁启超一派的中坚，戴戡本来留日时就与蔡锷相熟，又是梁启超在云贵川的政治代表，两人因而过从甚密。蔡锷走后，戴戡就想把罗佩金也挤走，自己独霸四川。于是利用川军刘存厚对滇军的不满，挑动川、滇两军在成都火拼。
战前他对罗佩金承诺出兵相援，战火起来后却按兵不动，坐视罗佩金兵败离蓉。罗佩金一走，他再接过四川督军一职，顿时身兼三位，俨然四川人的太上皇了。
然而刘存厚是当时把持北洋政府的段祺瑞线上的人，他赶走滇军，并不是为了给戴戡扫除障碍，让戴戡可以舒舒服服当太上皇。他是想自己当督军当省长，哪里是给别人做做嫁衣裳就算了。因而罗军刚走，刘、戴战火又起。
戴戡手上，只有一个贵州兵编成的混成旅，虽然官兵善战，但寡不敌众。只得向罗佩金求援，但罗记恨当初戴不援他，亦按兵不动。
激战十二天后，戴无奈之下只得向刘交出省长、督军、会办三颗大印，但求能够全身退回贵州。刘存厚一面假意放戴戡出成都，一面派戴戡的仇人廖谦中途设伏，将戴击杀于城外百余里之秦皇寺。
原来这廖谦是贵阳自治党人，辛亥光复时曾为贵州大汉军政府军政部长。当时滇军入黔扑灭自治党人，戴戡曾因和蔡锷交厚，被宪政党人派往云南在蔡锷面前再三哭诉请求，才使蔡锷下决心遣唐继尧出滇。事变后，廖谦仓惶逃往四川，在刘存厚军中任职旅长。他之心中，无时不想报当年之仇，戴戡落入他手，哪里会有什么好结果。
戴死之后，时人也有一联挽他：
生前惯做秦庭哭；
死后方知蜀道难。
不过公允而论，戴戡坚决站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立场上，力促滇黔举义，然后不畏强敌，入川征战，在护国一役中是立有大功的。他是死在私欲膨胀上，也是死在党派之争上，同时也是死在自己玩弄小聪明之上。
戴戡一死，黔军全部涣散。周西成本来是个小连长，却在这种局势中凸现出过人的胆魄和能力。他把自己的一连人紧紧抓住，始终保持了很强的战斗力，且战且退，使从成都到重庆至綦江入遵义返贵阳一路上，一般民团土匪小股川军不敢轻易犯他。在入川黔军全军覆灭，不见一枪一卒归来的情况下，他沿途收容整编，突然带了五六百人出现在贵阳城外，引起极大轰动。
从此，尽管他回来后只被提升为副营长，但周西成能战之名，西南各省皆知。这时的周西成，不过22岁。
以此作为资本，周西成见到机会就咬上一口。渐渐不断坐大，成为川黔一带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从1917年的成都之战后到1926年，九年时间他就从当初的一个小小连长，当上了贵州省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
周西成本人统治贵州三年，客观地说，这三年是贵州历史上颇有建树的三年。他修公路，第一个把汽车抬进贵州；他建发电厂，兵工厂，电报局；他办贵州大学；他整顿吏治，严惩贪污；他所做的这一切，在当时贵州是顺应了社会各阶层乱久思治，盼望安定这一大势的，因而受到普遍欢迎。但他毕竟只是一个从士兵蹬打出来的，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小军阀。心思敏捷有之，魄力手段有之，出身穷苦因而体念民生亦有之，但要了解世界，领导潮流，解决一省一地方的根本问题，他就万万不能了。不仅不能，还由于他的狭隘，闹出许多笑话。
譬如他之所以建贵州大学，是看到不少有为青年纷纷外出求学，深感长此以往，难免人才流失。于是下令开办大学，却又矫枉过正，竟然禁止省内学生出境参加外地学校考试。也就是强行规定贵州学子，只能上他这所大学。为这件事情还有一次著名的演讲，说是：一头猪周游世界回来还是一头猪。只要跟着本省长，不往外跑也自然会有好处。当时舆论大哗，他却我行我素。
又譬如他为了抵制蒋介石的势力伸进贵州，对国民党中央要求建立组织的严令阳奉阴违，追得急了，一伸手向党中央党部请发十万党证。党部官员吓了一跳，说你贵州不可能一夜间冒出这么多党员来？周西成回答，有党大家党，还讲什么理由？原来他派人自组了一个国民党，连官带吏还有所有兵士学生全都命令参加，十万党证可能还打不住。只不过这个国民党，不是那个国民党，这个国民党不懂也不用懂什么“三民主义”，只要忠实于他周西成就行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周西成当政期间，每年都要送出几千瓶茅台酒给中央和各省的当道人物，还要自用几千瓶茅台酒。这既在客观上促进了茅台酒的生产，也扩大了茅台酒的影响。同时，他的乡土观念又非常之重，省内重要的文武官员，一概委任桐梓人担任。后来发展到稍识几个字的桐梓人，都被拉来做了官。所以民众谚云：有官皆桐梓，无酒不茅台。这是茅台酒继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后作为贵州的一个形象和品牌第一次比较有组织和有规模地走出本地。
1929年夏，周西成与另一黔系军阀李晓炎为争夺黔政激战于镇宁黄果树一带。周中弹阵亡。年仅35岁。死后部下为其立一铜像，原来安放在今天的贵阳市中心喷水池处，因而那个地方解放前的名字就叫铜像台。现在桐梓还有周公祠保存至今，也是他死后，部下和亲属纪念、祭奠、瞻仰他的地方。（待续）
八
而毛、周、邓等人对茅台酒的青睐，最早的缘起应该是在长征中。
长征这件事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多年以来，关于这个题材的故事、论说、探讨已经是汗牛充栋。但我始终觉得这个事件背后，应该还有一些更加深刻或者是更加有趣的东西并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以为这些东西里面，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是人所不谈或者少谈的：
第一，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政治中心只能是在北方。而且一向是北方统一南方。这里说的北方是一个大概念，主要指长江以北，实际上涵盖了一部分西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秦汉如此，魏晋如此，唐宋元清，无不如此。几乎所有的改朝换代，所有大一统的政权都是从北向南，席卷而来。
只有明朝是个例外。朱元璋夺得天下勉强可以说是一次南人的胜利，他并且很大胆地定都南京，自然是在南方。但雄才大略的朱元璋一死，南京就必须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了。明朝后续的国都，当然也是政治中心，仍然是放在了北方的北京。然后还有一个例外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一次南人的胜利。孙中山开始也想把国都放在南京，但他没有斗得过北方的袁世凯，民国的首都还是要放在北京。蒋介石是最后一个例外，他终于完成了孙中山的遗愿，把南京作为国都从1927年到1949年坚持了二十二年。不过，对老蒋来说，这二十二年只是一个内忧外患，分崩离析，灾难深重的噩梦。何况，这二十二年中，还有八年南京是沦陷于日本人之手，不能算数。
其实，蒋介石的噩梦从他决定把南京作为首都时就开始了。
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就不断南移，这种南移的结果就是南方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权力顶峰之上。但是北方仍然是一言九鼎的地方，仍然是君临天下的地方，仍然是中华文明重要甚至是主要承载之处。任何对北方的轻看和轻放，都大概率不会有好的结果。
当初共产党人的兴起和后来武装斗争开始阶段的重心，也是放在南方的。（近现代的许多大事件，几乎都从南方发端，说明南方已经越来越尽得风气之先。)但是当时老蒋的统治重心也在南方，这就给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带来极大阻碍。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谁领导军队，当然也包括领导中国共产党，只要还在江西那块弹丸之地盘旋，即便第五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第六次反围剿也肯定会失败。我相信如果历史重演，这个结论是确定无疑的。这从贺龙等人领导的湘鄂西根据地，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的川陕根据地等并没有受”李德错误军事路线”多少影响也同样相继反围剿失败可见其概。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进行的长征，主观上并不愿意。所有的人都知道，长征是一次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然而很少有人想到，长征在客观上，却是一次无意中对当时中国政治格局的绝妙调整。通过这样一次调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把自己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重点都放在了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北方，从此顺风顺水，夺得天下。又一次演绎了从北而南、先北后南的大政治、大军事。
第二，长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和红军的长征，实际上更是毛泽东个人从权力之旁走向权力顶峰的长征。共产党中央和三万疲惫不堪的百战之师在辗转走了几千里路，经过通道转兵，黎平会议等一系列酝酿后，终于来到这个名叫遵义的黔北小城。他们中的核心部分在这个小城的一座公馆里开了几天会。在这个会上，毛泽东脱颖而出，进入了这个党和这支军队的最高权力结构中。他从1921年在嘉庆南湖航船上开始的长征，至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九
红军是1935年1月7日化装奇袭夺下遵义的。中央纵队则是九日下午才进城。进城以后，军委立即宣布刘伯承为遵义警备司令。当时一路尾随而来的吴奇伟中央军远在乌江以南、黔东一带；川军亦以长江为主要防线不积极出贵州作战；黔军则战斗力不强，以退避畏战为指导思想。这就给了红军一个在遵义附近短期休整的机会。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个难得的休整机会，共产党中央才能够坐下来，比较从容地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若干问题，最主要最迫切的还是军事问题，作了一个回顾与总结。
不过，在博古、李德、周恩来最初的设想里，遵义并不只是一个开会的地方，她应该成为第二个瑞金。成为新的中央苏区首脑机关所在地。确实，从理论上说，遵义这地方南有乌江天险，北有长江为堑，向东南可与贺龙的湘鄂西根据地声气相通，向西北又有张国焘、徐向前的川陕根据地遥相呼应。而且遵义境内关隘众多，山险林密，是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一旦站稳脚跟，完全有可能打通贺、张两部，造成西南割据的大局面。因而，在暂时无法与贺龙或者张国焘会合的情况下，中央“三人团”在黎平会议上考虑在遵义建立新的根据地，应该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会议召开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进驻遵义以后经过简单的筹备就开始了。但人员基本上到齐，并且解决问题却只有最后15、16、17日三天。前边的几天其实只是泛泛而议，没有十分明确的目的。二是会议从15日开始，17日结束，总共三天。我倾向于第一种说法。因为开这样一个会的动议，早在湖南通道就已经产生了，又经过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的酝酿，可以说是万事俱备，非开不可，条件成熟了。在当时那种戎马倥偬的情况下，不可能进了遵义，又耽搁七八天才开这个会。
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博古，他当时是党中央的临时总负责。有周恩来，他当时是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是党内在军事上负总责的人。有朱德，他是红军总司令，中央军委主席。有张闻天，他是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有王稼祥，他当时是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还有刘少奇、李富春、刘伯承、邓发、凯丰、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正式参加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
毛泽东作为主角，自然也出席了会议。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不过，在博古和李德眼里，他可能更像一个阴谋家，或者一个野心勃勃的乡村秀才。
会议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博古在这个报告中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但把失败的责任归结为敌人的过分强大。随后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周恩来的副报告可以想象其基调不会离博古的主报告太远。只是以他的性格，在报告中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之后就是讨论和自由发言的时间。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遵义会议才真正肩负起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说，绝对是挽狂澜于既倒，受大任于危急的历史使命。
可能在周恩来的副报告结束后，有一个短暂的沉默阶段，然后，一向沉稳、在党内排名第二的张闻天缓缓站了起来，他拿出一个笔记本，开始发言。他在发言中不赞成博古和周恩来作的两个报告，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上都犯了严重错误。
张闻天是上海人，青年时两度留美，“五四”后参加新文学运动，是有相当成就的作家。加入共产党后又留苏数年，他在党内素有“秀才”之称，自然口才出众，头脑清晰。他的发言既在博古等人的意料之中，又在他们的意料之外。意料之中是因为博与张虽然在苏联过从甚密，都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但回国后两人矛盾隔阂愈来愈深，以致张闻天也被渐渐置于一种受排斥的地位上。他有意见，博古理解。但他没有想到张闻天会全面否定自己和周恩来的报告，他认为自己和张闻天虽有分歧，毕竟同是莫斯科回来的人，张闻天应该在关键时候支持自己。
张闻天的这个发言是在行军途中和毛泽东、王稼祥多次讨论，不断深化中大体形成的，是有备而来，又因为他是从自己营垒里面杀出来的，因而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他的这个发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被称作是对博古和周恩来正副报告的“反报告”。
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是第一个站出来，对当时的临时中央政治、军事路线作系统理性批判的人。可以推想，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发言，遵义会议到底会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结果，其实还很难说。
在他发言之后，大家七嘴八舌各自都作了发言。这些发言绝大多数都从批评的角度，要求“三人团”对失败负责，博古、李德、周恩来越来越坐不住了。
在这期间，毛泽东一直埋头抽烟，认真做笔记，很少插话。但他一开口，分量就很重。他极其聪明地首先把会议的主题作了一个限定，即只谈军事，不提政治。仅从这一点看，毛泽东心智之成熟，心机之深远，就远非其他与会者所能及。因为从陈独秀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就是一个从来没有妥善解决的问题。如果纠缠进去，势必难以说清，而且牵涉多人，肯定就团结不了大多数人，也就可能解决不了“三人团”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三人团”的问题，红军的生死存亡且不说，这些要求开会，提意见发牢骚的人也难免受到进一步的打击报复，后果难以预料。相反，军事上的失败实实在在的摆在面前，“三人团”难辞其责。抓住这个问题，才是抓住了“三人团”的要害，也是抓住了所有问题的关键和核心。
其次，毛泽东又十分巧妙地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李德。认为是他不了解中国国情、不切合红军实际的瞎指挥和极其恶劣的工作作风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给博古和周恩来留了余地，使他们不至于过分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会把这个会开得骑虎难下。这其中他又特别给周恩来留了余地，因为周恩来在“三人团”中地位特殊，既是实际执行者，而又能力最强，资历最深，也最有亲和力。如果拿掉他，可能很多人，包括朱德都不会接受。
这样一来，他的发言就显得有理有据有情，不仅使大家同意了他对战争形势的全部分析，接受了他对“三人团”的长篇批判，而且最终使周恩来站到了自己这一边，并且投桃报李，还是由周恩来提出，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红军以后的军事指挥。
由于在这次会议上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临时中央总负责的职务，周恩来仍负军事上的主要责任，毛则协助周作军事策划，因而在事实上又形成了张、周、毛为主体的新的三人团，不过，在这个新的三人团中，张闻天不懂军事，周恩来心有余悸，毛泽东顺理成章地成为核心乃至灵魂人物。
十
遵义会议召开的地方，是在遵义老城黔军师长柏辉章新建成的公馆里面。
这时候的贵州，尽管周西成死了，仍然还是桐梓系军阀统治的天下。省长兼军长是王家烈。柏辉章是他的手下大将。
这座柏公馆，形式上亦中亦西，砖木结构，虽不是雕梁画栋，却也金碧辉煌。是当时遵义城内最气派的一座楼房。红军入城后，自然就成为中央领导人的住地。但毛泽东并没有住在这里，他的住地要过河，在新城的另一个地方，离柏公馆还有三四里路。从这个微妙的小小安排，可以大略看出毛泽东开会前在中央的实际地位。
会议结束后，按照毛泽东的建议，红军放弃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根据地的想法，北进到赤水一带寻机渡过长江，与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徐向前会合。然而在习水县土城附近，红军与前来堵截的川军遭遇，打了一场消耗战，不得不撤离战场，渡过赤水河进入四川境内。尔后，红军在新的三人团指挥下，二渡赤水后突然回师遵义，在娄山关和遵义击溃和歼灭黔军、中央军近两万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为长征以来第一个实际上也是长征途中唯一的一个大胜仗。当时情况下，这一仗基本上打消了党内军内一些人对毛泽东的不服气心理，奠定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日后的第一人地位。
到此地步，毛泽东才真正从前一阶段受打击受排斥的处境中翻过身来。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再来写诗填词。于是有那首《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时候的毛泽东，心情其实十分复杂。因为就在一渡赤水的时候，他的妻子贺子珍在行军途中生下一个女儿，当时情况紧迫，只得将其送给一个名叫张二婆的乡间妇人，地点则说不清是在四川还是贵州境内了。毛泽东戎马倥偬，又不是小儿女，或许不会在这件事情上过于自伤，然而也难免会有那种“长空雁叫”、“喇叭声咽”的触景情伤。
红军1935年4月离开遵义后，兵逼贵阳，抢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陕北。再经八年抗战，逐鹿中原，定鼎北京。归根究底，遵义会议功不可没。所以建国以后，毛泽东在上海、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等革命纪念地中，唯独只应遵义所请为遵义会议会址题了字。可见他心念之中，对这个黔北小城，对这次只有几天的会议，不仅一直不能忘怀，而且有着旁人难以理解的、极其重要的分量。
这次会议中的另外两个主角之一博古后来参加重庆谈判，在一次飞回延安汇报的过程中，与刚出狱的叶挺将军和另外两个贵州人王若飞、黄齐生同机失事遇难。主角之二李德到达延安后又住了一段时间才被共产国际召回。他在苏联监狱中被审查多年，二战结束后回到东德，当了作家协会主席，写了不少关于中国经历的回忆录，其中对毛泽东，始终咬牙切齿，耿耿于怀。
十一
红军是在三渡赤水时到的茅台，时间是1935年3月16日。
茅台酒旧金山获奖以后，声誉鹊起，商机和利益也越来越大。从贵阳到茅台下游的二郎滩，都有人仿制出售。茅台镇内，此时除了成义，荣太和两家酒厂外，又开了一家衡昌烧房，老板姓周。后来被另一个资本家收买兼并，改名恒兴酒厂，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茅台镇坐落在大娄山余脉的群山之中，地理上处于云贵高原的北部边缘，赤水河滔滔滚滚，从她身边流淌而过。这地方最早的名字叫马桑湾，后来又叫四方井。宋代以后，茅台这个名字开始出现。据地方史专家们考证，这个名字的由来，缘起于河岸上一座古时候留下来的，濮人祭祀祖先的高台。这座后来被废弃的高台，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年复一年萋萋生长的茅草湮没。以致在很长一个时期中，老百姓把这个地方干脆就叫做“茅草台”。而今天的茅台称谓，其实是过去“茅草台”的简称。以前的老人们，常说这地方是渴龙出山，万马归槽的风水，是藏有王气的。但这王气在老百姓中说了数百年，却从来没有露出过头来。
这一天，刚刚二占遵义，打了一个大胜仗的毛泽东和朱德从遵义一路行来，准备带着红军三渡赤水。走到离茅台不远的盐津河峡谷时，看见有许多红军战士围着一孔温泉，又是用水壶装，又是用手捧，流水的地方，则笑语喧哗，大家争抢着把脚伸到热水里去洗去泡，而且还远远飘来一股浓郁的酒香。一问之下，原来在红军到来之前，茅台镇一家烧房的十多匹骡马，正驮了20多坛茅台酒送往贵阳，路遇队伍，以为是匪，不敢前进，就把酒坛推下，把酒倒在了温泉中，自己赶着骡马跑掉了。毛泽东走过去，用手一蘸，果然是酒。他一高兴，就坐在石头上和战士们一起在酒水里泡脚。谁知道这是温泉，那二十几坛茅台酒，差不多有千斤左右，这么多烈酒倾入泉中，化为热气，再蒸腾而上，一般人身在其中是受不了的。毛泽东酒量很小，顿感不适。他后来在1950年接受苏联著名作家费德林的采访时提起这段往事，说：“开始好痛快啊，脚上长的泡和伤口好像在水里融化了一样，我们陶醉了一阵，接着就差点背过气去，幸好没有发生什么问题。”费德林问他后来如何？毛泽东笑着说：“后来，手也好了，脚也好了，一路平安无事。”他再一沉吟，又说：“只有吃过苦的人，才懂得什么叫甜。”当时在毛泽东旁边陪同采访的周恩来插话说：“我们那时把手头所有的瓶瓶罐罐都装满了茅台酒，后来大家在长征途中一直怀念当地这一医疗圣水。”
周恩来其实当时并不在毛泽东身边，他是随干部团最先进入茅台镇的中央领导人。他一走进这个小镇，就被日日夜夜弥漫在小镇上空的酒气所陶醉。街道的商铺前，东一堆、西一簇，聚集着许多红军战士。他们都是听说茅台酒曾经在国际上获得过金奖和世界名酒称号，前来买上一斤半斤，和战友们你一口，我一口满足好奇心的。也不知道是谁首先发现，茅台酒不仅好喝，而且用来擦脚，可以迅速恢复体力，消除疲劳。于是满街的大兵小将们嘻嘻哈哈地你帮我擦，我帮你抹，弄得一条原本就酒香弥漫的石板街道上，那酒香更加浓郁了。这种情形让周恩来又好笑又好气，被他戏称之为“糟蹋圣贤”。但是没过多久，连他自己也加入到这“糟蹋圣贤”的行列中去了。
傍晚，毛泽东、朱德等人也陆续到来。毛泽东说，恩来呀，到茅台了，这可是出好酒的地方，不喝一点，岂不可惜？我请你和老总喝一回，可好？周恩来说：好哇，主席有兴致，我和老总当然奉陪。不过，不要主席请，我这就让小鬼们去买酒买菜，我们痛饮一场吧。朱德哈哈一笑，说菜不用买，我自己弄，包你们满意。毛泽东也是哈哈一笑，说恩来出钱，老总弄菜，小鬼跑路，那我做什么？周恩来笑着说，主席就等着喝酒吧。毛泽东挥挥手说，行，就叫昌奉他们去办吧。
多年后，毛泽东的警卫员、已经做了江西省省军区司令员的陈昌奉回忆，当时朱总司令派了军委工兵连长王耀南，周副主席派了自己的警卫员魏国栋，连他三人，用四块银元买了满满的两竹筒散装茅台酒，回来后总司令炒了几样简单的菜，几位大佬坐下来，边喝边聊，直到乌鹊南飞，月上树梢。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还对他提起这段往事，说自己在长征时曾经一次喝过25杯茅台酒。周恩来提到的这次畅饮，其实就是和毛泽东、朱德的这次交心之饮。也是这三个人在政治上、军事上、甚至是感情上的第一个密切合作时期。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经对来访的英国名将蒙哥马利元帅说，四渡赤水之役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说这句话时，毛泽东思绪翻飞，又回到了当年那些炮火硝烟的峥嵘岁月里。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推想：正是因为有了茅台镇上与周恩来和朱老总的那一顿痛饮，才激发毛泽东在三渡赤水之后，下定了迅速回师，四渡赤水，直逼贵阳，调出滇军，北上陕甘的最后决心
十二
红军离开贵州之后，桐梓系军阀在蒋介石政治军事双重压力下土崩瓦解。数万黔军将士被重新编整，划入各路防区。
他们在随后的大抗战中，无一不是热血悲歌，万里赴死，几乎全部打光。
由遵义籍将领和士兵主导的最为著名的一役，是黔军新八师在师长蒋在珍的率领下，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徐州战役之后，中国军队全线溃败，数十万日军压顶而来的极端危急时刻，自告奋勇，挺身而出，掘开黄河花园口大堤，阻挡住了日军由北向南的凌厉攻势。
这一行动，牺牲巨大，争议巨大，但也在客观上为战争初期一败涂地的中国抗战，争取了非常宝贵的至少三个月时间，粉碎了日本人尽快以军事压力，逼使蒋介石国民政府投降这一战略图谋。同时，扭转了日军从北向南进攻的主要战略方向，使其被迫陷入了沿长江向西，步步推进的战争泥潭。在中日战争这盘大棋上，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军民和中国政府，以断腕求存的决绝姿态，站在了最关键的历史节点上。
从这之后，中国人民坚决抗战的呼声到达顶点，中日之间，不可能再有任何妥协转寰的空间。而日本陆军再也不可能从中国大陆腾出手来，在得到整个中国战略合作以及战争支持的背景下，北上西伯利亚，在即将发生的苏德战争中给奄奄一息的斯大林致命一击，完成整个欧亚大陆的德日瓜分和法西斯统治。
结果大家都知道，日本人选择南下太平洋，偷袭珍珠港，占领东南亚，唤醒了美国人。
如果站在上帝视角，审视这场骇人听闻，无数生命倾刻间付之东流的人造大洪水，花园口决堤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而这只煽动翅膀、改变历史的蝴蝶，名叫蒋在珍，字丕续，遵义桐梓官仓人，国民政府陆军中将，1947年后赋闲回家，1952年被捕，枪决于凤凰山麓今遵义市文化广场之侧。
以遵义子弟为主组建的新编八师，在抗战中浴血奋战，参加过多次著名战役，最后在1944年的桂柳战役中，因长官指挥混乱，全师复灭，军长被蒋介石阵前枪毙，番号被国民政府明令取消，残部几百人于贵州龙里中学广场缴械解散。
而另一场彪炳史册的战役，是大反攻时发生在云南腾冲的松山之战。
松山之战中最主要的中国军队，是何绍周为军长指挥的国民政府第八军。何绍周是何应钦的侄儿，黄埔一期生，贵州兴义人。第八军的官兵构成，全部是贵州籍黔军老兵和后来投身抗日的青年学生。其中遵义籍官兵，占了一半以上。
黔军第八军最终以伤亡近七千人的代价，全歼松山日军。
此一战中，核心指挥官王光炜，（第8军第103师第309团团长，松山突击队长）；谢梦熊，（第103师营长，敢死队长）；黄人伟：（第103师营长，敢死队长）。在战役最关键时刻，日军高地久攻不下。王光炜团长率领全团作为突击队，在炮火掩护下向日军主阵地发起决死冲锋。他们身先士卒，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最终成功突入并占领了日军核心阵地，为全歼松山守敌奠定了基础。他们都是遵义子弟，都因在松山战役中的英勇表现，同时荣获中国军人当时的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其中，谢梦熊营长壮烈战死于此役。
十三
抗战时期，有很多外地人迁入遵义，也有一些学校和工厂等来遵义避难，其中最为著名的首推浙江大学和国民党陆军大学。
1940年春，浙江大学当时的校长是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随校来遵的教育科技界著名人士有数学家苏步青；物理学家王淦昌；生物学家贝时璋；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画家常书鸿；遗传学家谈家祯等，学生中最著名者有后来获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浙大在遵义城内设校本部，在湄潭设分校。数年中，培养了数千莘莘学子，其中有很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国家建设的骨干。仅院士中，就有十余位是浙大在遵义时就读的学生。1945年抗战胜利，浙大迁回杭州。然而浙大和遵义的缘分，至今绵绵不绝。竺可桢等人在遵义时的事迹，也被遵义人传为佳话。
陆军大学校长由蒋介石自兼。抗战初期迁遵时，曾发布过由蒋百里先生任校长的命令。蒋百里先生是中国军界的前辈，著名的军事教育专家。蒋介石早年在保定军校上学时，就是他的学生。由他担任校长，自然无人置喙。但百里先生与遵义缘浅，在来贵州的路上不幸病逝。所以校长还是蒋介石自己担任。陆大在遵时开设有将官班、参谋班、特别班和正期班。何应钦、冯玉祥、叶剑英等人来遵作过讲学。
这两所大学迁遵，是遵义高等教育的始作俑者。尤其是浙江大学辗转迁徙来到遵义，被誉为一次文化长征。他们在遵义五年，对遵义后来的文化形成有很大影响。譬如遵义湄潭凤岗一带，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一个茶叶重镇。而这个产业的形成、兴起、发展壮大，就离不开当年的浙大西迁，离不开全民抗战的宏大背景。这里面的故事，和茅台酒一样，有着无数的波澜壮阔和曲径通幽。或许有一天，也有同好之人，再为之做一篇煌煌之文。
1949年冬，遵义鼎革。新的第一代主政者有书记陈璞如，专员李苏波，司令员李程等。其中陈璞如当过辽宁省委书记，最后的职务是铁道部长；李苏波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遵义、湄潭等地大饥荒中，因饿死若干万人的所谓“遵义事件”而承担责任另调水电八局负责，期间主持修建了乌江大坝和乌江电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再任遵义地委书记，最后的职务是河南省水电厅长。李程则不久后随当时驻遵的二野五兵团十六军入朝。遵义本地的地下党组织和进步人士中有杨天源、何恩余、幸必泽、潘名挥、周礼明、陈福桐……等人参加了遵义和各县的接管。国民党的遵义驻军二七五师和绥靖区司令吴剑平、副司令柏辉章、绥靖公署副主任陈铁等人在遵义宣布起义。
1984年，国务院批准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遵义为其中之一。
1998年，遵义撤地设市。辖红花岗区、汇川区、仁怀市、赤水市、习水县、桐梓县、绥阳县、湄潭县、凤冈县、务川县、道真县、正安县、余庆县、遵义县共十四个市县区。
……
十四
很遗憾，我想我应该给这篇关于遵义的长文，暂时画下一个句号了。
限于笔力和经历，我能够给读者提供的，依然只是一个模糊的、缺陷很多的、关于遵义的轮廓。我知道对遵义来说，仅仅有这样一个轮廓当然是远远不够的。
但是，勾勒这样一个轮廓又是绝对必要的。
但在即将结束时，我还是应该指出，上面关于遵义的话题中，有许多东西其实是不确定的，有争议的。譬如浙大西迁到遵义时，著名的历史学教授谭其骧先生写过一篇《播州杨保考》的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谭教授认为杨端一族的整个历史都是虚构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原杨氏，也没有什么万里入播。杨端和他的八姓乡人应该就是赤水河一带居住的少数民族。如果真是这样，就顺理成章地解释了为什么杨氏播州始终被中原朝廷和汉文化视为异端旁支、蛮夷之邦，而也被他们自己默认的千古之谜。
又譬如李白到底在流放夜郎时抵达遵义没有？至今仍然是一件争议颇多的事情。还譬如对杨应龙和平播一役究竟怎么看？学界也有较大的分歧。有人认为杨应龙并非残暴之人，而是有勇有谋；朝廷平播不一定军事解决，完全可以政治处理；如此种种，不一枚举。
然而我认为，或许正是这些许许多多不能确定的东西，才构成了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乃至人类历史文化研究中，那些魅力无穷而又撩拨人心的地方。
哦，我历尽沧桑的遵义！
爱你，阿们！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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