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韩可风，贵州遵义人，地方文史作家，有小说、诗歌、散文、影视等文学作品若干发表和出版。
沧桑遵义（ 上篇） 韩可风（中国）
一
总想说一些关于遵义的话题。
说什么呢？
先从一个叫杨端的人说起吧……
二
公元875年，唐朝僖宗时候，乾符三年。当时遵义的名字叫播州。
这是一个多事的年头。
这一年发生了许多事，这些事后来被证明，无论对已经没落的大唐帝国，还是对整个中国历史来说，都很重要。遗憾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后来被证明很重要的事情，在开始的时候，看上去却都没什么大不了。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大抵即是如此的吧。
比如说这个僖宗皇帝，本就生长于深宫妇人之手，即位时年仅十二岁，此时也还是个十五岁的难辨是非的孩子，自然没有把握朝政乃至天下的能力。何况那时的唐朝廷，已经不再是”天可汗”时万邦来朝的阳刚。安史之乱后，国运下行，逐渐一切都被宦官把持，宦官们想让谁当皇帝，就让谁当皇帝，他人不得置喙。僖宗因为是宦官所立，他也就宠信了一个叫田令孜的宦官。这个原来就在太子宫里养马出身的小宦官喜欢读书、爱动脑子，有些小机巧，僖宗当太子时就很喜欢他，即位以后更是离不开他，称他“阿父”。于是”政事一委令孜”，连大小官员的任命，也都不用请示了，都由“阿父”处置。
皇帝还小，不太知道轻重，他在宫里和一帮小太监玩耍，动辄赏赐乐工、伎人，出手豪阔，数以万计，搞得国库日渐空虚。但小皇帝可不管你空虚不空虚，想玩就一定要玩，而且一玩就是大手笔。搞得作“阿父”的田令孜抓耳挠腮，难于应付。经常只有命手下把长安商肆中的珍玩宝货强抢暗夺，“悉输内库”；“有陈说者，付京兆杖杀之，宰相以下，钳口莫敢言。”抢了人家的东西，还不准人家说什么。要敢说什么，就交给相当于长安市长的京兆尹去乱棍打死。皇帝家这样太不把百姓当人，确实过分了。
又比如这年大旱，继以蝗灾，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偏偏还是这个动不动就要搬棍子出来打人的京兆尹上表称贺，说“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好像那些蝗虫全都因为自己是害虫心有惭愧，纷纷奔来京城自杀谢罪。
又比如僖宗下诏，要一个叫高骈的人从现在叫越南的交趾回来，改任西川节度使，负责对南诏的军事。因为这些年来，远在云岭之南、僻处一隅的南诏小国渐渐坐大，屡屡侵扰。不仅占了云南全省，把势力扩张到现在的东南亚一带，甚至还把手伸到了贵州和四川，成了西南边境上朝廷的大患。最近，南诏国王酋龙又大举渡过金沙江和乌江，围成都，并播州。闹得人心惶惶，朝野不安。所以有这个对高骈的任命，就是由于他一直在和南诏打仗，而且打得不错。
另外，河南有一个叫王仙芝的私盐贩子聚众起事。他有一个朋友叫黄巢，本来是个读书人，屡试不第之后气得写了一首咏菊花的诗，说什么：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个黄巢家中薄有资财，偏又性情豪爽，善于骑射。此时便在山东拉了一帮亡命之徒，杀官夺县，响应王仙芝。所谓“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
当然，上面这些事情和遵义和播州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给读者提供一个当时的大背景，通常情况下都不会有什么坏处。
就像每个人都会生病、都会老去一样，国家也会生病、也会老去。僖宗时候的大唐帝国，经历了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人口锐减四分之三，已经盛世不再。就是这样一个又病又老、步履蹒跚的国家。很快，曾经风光无限、风流无边、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就要大厦倾倒，四方崩坏了。中国历史也就从这一年的王仙芝、黄巢大起义开始，又要进入一个更加混乱和黑暗的大动荡时期——五代十国。直到八十多年后，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才又一统天下，海内安宁。
这样一个又老又病的国家自然不会像年轻力壮、如日中天时那样得到普遍的畏惧和尊重，更不会对遥远地方都发生了些什么事还那么敏感和冲动，这应该是一个很明白的道理。大厦将倾，众人来推，南诏就是从安史之乱后开始侵扰唐朝。而且就是由于南诏的入侵，直接导致了山西太原杨氏在遵义的出现，并且促成了杨氏对遵义的近八百年土司统治。
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杨端出场了。
三
杨端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完全是一个意外。
几乎可以肯定，没有前面述及的那些事件和背景，他只能作为一个草民度完自己的一生。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其实也很难在任何一本历史书上找到杨端这个名字，因而他的出现，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只对遵义有意义。
像杨端这样胸怀大志，始终在等待一个出人头地机会的人，每个时代都会有许许多多。他们睡觉都会睁着一只眼睛等待这样一个机会。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据《遵义府志》记载：“南诏陷播州……太原人杨端应募，率其乡人令狐、成、赵、犹、娄、梁、韦、谢八族复之，因据其地，自后播州为杨氏世有。”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播州，就是后来的遵义。
写到这里，不由得感觉到一种资料缺乏的痛苦。车载斗量、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文献，关于这个杨端，就只有上述这一段文字。播州杨氏从未进入过汉文化的主流，在他们开创的事业中，又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和中原，和中央朝廷的关系，摆在一个若即若离的位置上。朝廷看他，就像看一个还算巴结听…
好的，这是从图片中提取的文字内容：
《沧桑遵义. 上篇2》
话的远房亲戚；只要不侵不叛，想起来就关照一下，想不起来或者自顾不暇也就算了。什么文字、什么历史，也就没有把他当回事。他看朝廷，就像看一方虽然变幻无常，但却无所不容的天空，既很虚幻，又很实在。只要两下相安，无事就好，文化不文化的倒还在其次。所以杨端和他的子孙统治播州七百余年，留下的文字实在少得可怜。这样，我们这个故事的相当部分就需要想象力，而不是引经据典，相信读者会有一份理解和原谅。
首先，杨端这个人一定有一点小财产，否则就不可能“率其乡人”；但也不会富得流油，这样多半会留在家里，生不出那种开拓万里边荒的豪杰之情。其次，杨端为人处世一定很被乡人信服，而且和官府建立有良好关系，否则也不可能率其乡人应募并得到批准。这样，一个可能不大读书但头脑敏锐、总想找机会在更大范围内出人头地的北方豪士；有一点钱，有一点号召力，有一点社会关系，再加上一点与生俱来的野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渐渐破落下去的唐王朝对南诏的反复侵扰，已经无法容忍，朝廷既要平定边乱，又限于国力，便想依靠一部分民间的力量。而要依靠民间力量，当然也会许诺某种好处。而且这种许诺肯定对杨端他们来说，有着绝对的吸引力。
当时整个唐王朝那样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背景，其实就是杨端这类人横空出世的绝好机会。任何一个真正的英雄豪杰，都只能在混乱无序和艰难困苦中脱颖而出；美丽温馨舒适平和与世无争等等这样一些境界通常和他们无关。这是英雄豪杰们的无奈，同时也是英雄豪杰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豪杰的必要条件。
杨端率领的那八姓乡人，由于缺乏资料，只能大胆估计一下：他们的总人数可能在五千左右，其中的战斗人员不会超过二千。这样一个比例的队伍在这样一次远征中，既要依靠大军的声威和实力，又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因为他们身后是自己的妇孺老幼，所以有相当的战斗力，不会一触即溃，又能够在任何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落地生根，开辟出一片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人数再多肯定会引起朝廷的疑惧，人数再少又得不到必要的重视。现在这个数字和比例就很好，很合适。于是，告别留下的父老乡亲，变卖多余的房屋财产，车辚辚、马萧萧，旌旗飘飘、鼓角相闻，开始了他们的远征和另一种当时绝不会想到的复杂命运。当然，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开辟鸿蒙的英雄命运。
从太原出来，首先经过长安，然后翻越秦岭，走李白嗟吁过的蜀道进入四川平原，这时候，成都已经被围困了两个多月。西川节度使高骈离成都还有十几天路程，就先命人赶来传话，叫把城门打开，放百姓出城。有人劝他小心一点，南诏的兵马就在城外，城门打开后不要被他趁机冲了进去。高骈笑道：我在交趾曾大破南诏二十万蛮兵，他们听说我来，逃跑都来不及，哪里还敢进成都。现在已是春天，气候渐渐暖和，几十万人窝在城里，生死与共，污秽熏蒸，将成疫病，片刻不可延缓。结果还真如他所料，南诏国王酋龙听说是高骈来任西川，连夜撤回，并遣使请和。高骈不理使者，派五千步骑追赶酋龙，在大渡河边一战胜之，杀获甚众。然后在南诏入侵的险隘关口修筑城池，派军兵百姓驻守。按照他的想法，还要直捣云南，灭了南诏。但朝廷不许，只得作罢。但从此南诏无力再窥川西，只能在云岭之南偏安。不久以后，又发生了几次动
乱、篡权、改国。到他重新崛起，已经是北宋中期。那时的国名，叫做大理，统治者姓段，也就是金庸小说中的大理段氏。这是后话。
而高骈本人，在其后的大动乱中，先被叛乱的部下关在道观中，不与粮食，饿得煮人而食，再而合族一起，全部被杀。一代名将，结局悲惨。
杨端和他率领的八姓乡人是否参加了大渡河战役没有记载，但他大约又从川西南下，渡长江沿赤水河西上，并且肯定以他为主收复了播州。收复了失地，当然应该有人驻守和管理，那么，就由收复者去驻守和管理吧。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当初朝廷对杨端的许诺。何况那时的中原大地，已经遍地烽火，处处狼烟，自顾不暇了。于是西川节度使高骈一纸公文，杨端便留在了播州。这件事发生在公元 876 年，距今 1125 年。
那时候的播州还是一片蛮荒，到处都是原始森林，人烟也很稀少，虽然设置了几个县，但朝廷鞭长莫及，基本上是象征性的。而且因为蛮荒，又成为朝廷惩罚罪人的流放地。
在所有的流放中，许多人都知道有过这样两次著名的流放。一次是在公元 755 年 11 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 6 月，唐玄宗仓惶西逃，在马嵬坡被六军逼迫，缢死杨玉环。7 月，太子李亨即位，为唐肃宗。肃宗即位后，不是把恢复河山当做第一要务，而是锋芒所指，首先向有可能和他争夺皇权、受父皇之命主管长江中下游军事政治的兄弟永王璘发难。永王璘从小就在肃宗的太子府里养大，无论经验还是能力，都远不是这位长兄的对手。公元 757 年 2 月，永王兵败被杀。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其实政治上不太入门的大诗人李白，就因为被永王看重，派人到李白当时隐居的庐山，三顾茅庐把他请下来当幕僚。没想到东家败落得太快，于是心比天高，傲啸王侯，本想在这样一个乱世中做一番大事业的这位大诗人就在这一年被牵涉进永王一案中，被判流放，目的地是夜郎。秋天开始的时候，从九江出发，溯长江而上，李白开始了他的流放之旅。
一个孤独的老人，一颗敏感而又怆然的心，一段屈辱而又漫长的行程……这时候的李老先生已经五十七岁，全然没有了年轻时候“天子呼来不上船，自云臣是酒中仙”那种才高八斗，目中无人的轻狂。想到夜郎的遥远和寂寞，想到抛妻别子的无奈，禁不住要生出“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的许多凄凉。这里的巴水、巴船，当然是从夔门而下的长江和巴人所驾的船舻无疑了。夔门之内，本来是李白幼年所居的故乡。他自二十五岁出夔门，已经三十二年没有重入，此时的他，虽然再入夔门，却眼望家乡而不得回去，脚步儿要一寸寸朝着传说中虫虺横行，烟瘴遍地的夜郎行来。“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大诗人此行之艰难，心情之沉重，从这首流放途中写的《上三峡》诗里可见一斑。
当年好友王昌龄被贬，李白物伤其类，曾有诗赠他：“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没有想到多年以后，自己的命运竟然也步了王昌龄的后尘，和夜郎有了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
李白在当时的夜郎居住了近两年时光，然后在公元 759 年遇赦返回。两年中，大诗人写了不少以夜郎为背景的诗歌，譬如《南流夜郎寄内》：
夜郎天外怨离居，
明月楼中音信疏。
北雁春归看欲尽，
南来不得豫章书。
又譬如：《流夜郎闻酺不预》：
北阙圣人歌太康，
南冠君子窜遐荒。
汉酺闻奏钧天乐，
愿得风吹到夜郎。
尤其后面这首诗，对李白曾经到过夜郎，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证明。当时唐玄宗从成都回到收复了的长安，眼见国家安靖在即，心情大好。于是下诏，赐天下百姓大吃大喝五天。但李白尚为流犯，不能与民同乐。只有想象着风儿听话，把长安城中的钧天之乐，也吹一些到我流放所在的夜郎来吧。
风当然不会把肃宗的钧乐吹到夜郎，但不久之后，李白还是等来了大赦天下也包括大赦他的好消息。年迈的大诗人赶紧打点起那点可怜的行装，告别云遮雾绕的夜郎，开始了一轮新的跋涉。只不过这一番劳累，前面又是另一种老妻倚门，儿女翘首的风景了。李白的家族，大概一直在半个中国的范围内经商，那时候的商人虽然地位不高，银子还是不愁的。加之他两次入赘，妻家都是权贵之后，自己写诗作文，名满天下，润笔是很丰厚的。所以他虽不经营，却没有杜甫以及后来许多诗人那样的穷窘之态。手中有钱，心中自然不慌，经济上的这种状况支持了他贯穿一生的漫游和写作，这一回也不例外。刚刚遇赦放回，老先生就要“莫惜连船沽美酒，千金一掷买春芳”了。三年后，李白在安徽当涂的行旅中醉中捞月，溺水而亡。（也有说他患疾而亡的）。
李白离去后，夜郎百姓在他吟哦过的地方，修筑了太白听莺处，太白井，太白衣冠冢……等等遗迹，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浪漫诗人。这些遗迹，至今还有留存。面对这些所谓“遗迹”，你肯定百感交集，因为它们寄托了一方百姓对这个伟大诗人的最真诚守望和最朴素的敬意。这个夜郎和这些遗迹就在遵义出去几十公里的崇遵高速公路旁边，从一个叫新站的路口下去，并不远，有心人是可以去看一下的。李白当年视为畏途的那些蛮烟瘴雨之地，现在都成了坦途大道，老先生天上有知，或许也会感慨良多。
不过，后人对李白进入夔门之后的步履，也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说是他走到白帝城这地方，遇到大赦，于是心情大好，于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踏歌高棹，回金陵去了。我们这篇文章的任务，自然不需要讨论李白是否来过夜郎？所以两种说法都摆出来，供读者参考。
另一次同样著名的流放其实是真正的未遂。李白之后若干年，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因推行新政同时被贬，其中曾写过“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等著名诗篇，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篇《陋室铭》的大才子刘禹锡当时就被贬到播州。柳宗元本来就是被贬到柳州的，但他认为播州比柳州更加蛮荒、更是非人所居之地。而刘禹锡上有老母，身体也不好，不宜到播州。于是请求皇帝，把自己和刘禹锡掉过来，让刘禹锡去稍微好一点的柳州，自己去差一点的播州。这件事后来由于皇帝开恩，把刘禹锡换到了广西的连州方才作罢。
李白的流放在当时就被许多人关注，其中一个人对他的关注超越了常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杜甫。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杜甫听说李白流放到夜郎，心中十分挂念，这种挂念被他百转千回地表现出来，就成为那首《天末怀李白》的名作：
凉风起天末，
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
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
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
投诗赠汨罗。
杜甫另外还有一首同样背景下写的《梦李白》，就更是直抒胸臆了：
江南瘴疠地，
逐客无消息……
冠盖满京华，
斯人独憔悴……
这样，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两位诗人都因为这一次的放逐而和遵义有了联系，而且由于这种联系，使得光华万丈的中国文学，也在无意中得到了一份意料之外的收获。
而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这次流放，也成就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一段著名的文人佳话和更多的文学名篇。其中柳宗元在千辛万苦终于到达柳州后有过一首寄刘禹锡等人的诗：
城上高楼接大荒，
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点芙蓉树，
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
江流曲似九迴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
犹自音书滞一乡。
这首诗中的意境和心境，都是那个时代被放逐者的真实写照。柳宗元后来在柳州做了许多好事，后人称他柳柳州，如果当初他来播州，或许就该称他柳播州了。只不过柳柳州先生称播州为“非人所居之地”有一点夸张却是无疑。因为那时候的播州，早就已经有了在中原的主流文学中留下声名的所谓“汉三贤”，即尹珍、盛览、舍人。说明那时候的播州尽管蛮荒，但也有人居住，而且还有过一些学问品行都在常人之上的人居住。关于他们，我将在本文的另外篇章中专门叙述，这里暂不多说。后来柳老先生又写了一篇脍炙人口、流传千古，我们读初中就要背诵的寓言《黔之驴》，他老先生的本意是说贵州的老虎很厉害，从外面运进来的驴有点外强中干，貌似强大，但贵州老虎经过几次试探，发现这驴除了会蹬腿，其实没什么本事，于是扑过去饱餐了一顿。但后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老先生的意思搞错了，“黔无驴，有好事者载人之”嘛，理解成贵州的驴子如何蠢，如何笨。这就好心办了一件错事，让贵州蒙受了一场“千古奇冤”。不过，这话说远了，还是打住。
除了这两次著名的流放。一千多年后，另外一个诗人也来到了遵义，他在娄山关上迎风勒马，赤水河边潇洒用兵，留下了一些同样是要流传千古的遗迹和一首“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大诗，这个诗人的名字叫做毛泽东。当然，谁都知道毛泽东不仅是一个诗人，他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感慨做诗的地方，就在桐梓县境内，古夜郎旧地。
就这样，尽管遵义的百姓等来了李白，却没有等来刘禹锡和柳宗元，大约一百年后，他们又等来了杨端和他率领的那八姓乡人……
四
但是，杨端和他那八姓乡人之所以来到遵义，也可能是另外一种版本。
在这个版本中，我们设想杨端眼见朝纲败坏，政治荒唐，大乱将起，鉴于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中杀人如草，十室九空的前车之鉴，为了避祸，率其乡人借南征的机会，寻找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来了。因为在另外一些史料中，也说杨端一族当时已经迁往扬州，成为淮扬望族，自己也在地方上当着一个小官。这种身份和地位，应该使他对当时时世有比普通人更深刻的理解，做出这样一种决定就更加自然。但我觉得杨端一族既已迁往淮扬，就不会间关万里重返太原去招集那“八姓乡人”，也未必招集得了。所以，在这两种说法中，我比较倾向于前一种，而没有采用后一种。不过这两种说法都可以存疑，而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们还会提出第三种说法，相信这也会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说法。然而，不管哪一种说法，总之他们是来了。
他们来的时候也可能没有妇孺。妇孺原来准备安顿下来以后再去接取，没想到随后而来的黄巢大起义，以席卷一切、破坏一切之势横扫中原。那时的普通老百姓，碰上流寇是死，碰上官军也是死，守在家中是死，逃难在外多半也是死。无论官军流寇，都不拿老百姓当回事，没有粮食的时候还要把百姓杀来盐腌了装在大车上以充军粮。这种事情很多很普遍，那时的中国，到处是一片荒凉恐怖的景象，说是野兽世界毫不过分。在这种情形下，杨端和他那一两千八姓乡人，既不能回关山阻隔、万里之外的山西老家，家属族人等也无法前来会聚，甚至可能连音信都无法相通，就此断了联系。这个版本已经有一个先例，那就是战国时楚王派大将庄蹻征滇，结果因为后路断绝，庄蹻和他的将士们只好和当地的土族融合，建立了滇国，成为后来云南土地上最早和最重要的一部分先民。
当然，也可能像前面叙述的那样，他们本身就带了眷属随行。只不过动机变了，有一点像两晋时候陶渊明所写《桃花源记》中的那些乡人一样，“不知秦汉、无论魏晋”，在大乱将起之前，本能地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不管怎样，既然已经来了，那就安安心心留下吧。遵义虽然还是化外之邦，肯定没有中原安定时的繁华世界，但在这里称王称霸，总比成天担心被别人杀来盐渍了做成肉干熬成肉汤切成肉片佐酒下饭吃到肚子里强。
如果真是这样，杨端这个决定既是非常智慧，也是非常幸运的。
前面几次提到的西川节度使高骈，尽管打了不少大仗好仗，后期被朝廷倚为柱石，也曾屡破黄巢，但他最后仍然死在作乱的部将手中。死前他和亲属被囚禁在一个道观里多日，那些人故意不给他们粮食，以至众人煮皮革充饥。其中饿极的人，竟相互残杀，以死者果腹，而幸存者也在不久之后做了别人的刀下之鬼。像高骈这样位高权重的人尚且不免横祸，何况一般百姓。
于是，“端诣泸州合江，径入白锦，军高遥山，据险立寨，结土豪，为久驻计。”此处白锦，据后世考证，即今遵义县所在地南白镇，高遥山则在距遵义几十公里的鸭溪一带。这里后来出产一种被誉为“酒中美人”的窖酒，就叫鸭溪窖酒。
没有和南诏厮杀争斗的记录。
很可能听见唐兵到来，南诏就主动撤离了。这里毕竟不是主要战场，也没有军事和经济政治方面的太大意义。既然你们来了，我们就走吧。留一点余地，将来也还有相见之日。
五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遵义到底是个什么鬼？看看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看一看杨端将要割据和占有的这片土地，到底是一个什么模样。
现在的遵义版图，非常像一幅缩小的中国旧地图，也是一张秋海棠的叶子或者雄鸡报晓的图案。在这张海棠叶上，今天形成有
十三个县、市，约八百万人口。但在杨端入播的时候，遵义还
不是现在的遵义。那时的遵义，地不上数百里，人不过数
万口。
根据记载，天下在上古时分为九州，而遵义属于九州中的梁州。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张森水教授，就在今天遵义市桐梓县境，一个叫柴山岗的地方，从一孔岩灰洞里发掘出了一枚古人类的臼齿、一块古人类头骨，还有其他一些古人类生活的痕迹。古人类学家们小心翼翼地复原出了这位古人类的头像，并把这尊复原的古人类头像，命名为“桐梓人”。
“桐梓人”的活动时期，被确定为二十二万年前。“桐梓人”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古人类考古发现中从三十万年前的“丁村人”，到十万年前的观音洞人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空白。
桐梓人的发现，意味着今天的遵义，也曾经是我们华夏民族的
发祥地之一。
公元前1227年，周武王发布伐纣檄文，并亲自率部东进，讨伐在后世文献中，淫乱和暴虐都前无古人的纣王。在一个当时叫孟津的地方，伐纣的各路人马汇合，然后渡过黄河北上。在与纣王军队血腥激战于今天的河南汲县后，直指当时的殷朝都城朝歌城下，迫使大势已去的纣王，登上鹿台，自焚身亡。
《尚书》记载，响应周武王伐纣号召的，除周武王自己的队伍外，还有西南地区的八个少数民族部落。这八个少数民族部落中，有一个部落叫“濮人”。经后世史学家们考证，“濮人”的最初形成和原始的居住地，是在今天的湖北、湖南、川东一带。早在商代，就有“卜人以丹砂”向商朝廷进贡的记载。濮在当时，是一个以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为依托、人数众多、支系纷繁、分布辽阔的强大族群，历史上被称作“百濮”。
当时，以“百苗”为主体构成的楚国逐渐强大，开始拓地展疆，“百濮”不幸，首当其冲。于是公元前611年，那个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楚庄王与秦国和巴国联手，灭掉濮人在江汉平原上建立的国家庸。之后，另一个濮人国家随，也跟着灭亡了。濮人的这两次失国，致使这个地区的濮人或融合在楚人之中，或辗转迁徙到湘西、黔中等地。这些大约在2600年前来到黔中的濮人，极有可能就是第一代“开荒辟草”的贵州原住民。
以当时的生产力条件，失去家园，又不愿意留下当奴隶的濮人们多半从湖南、四川等地由水路逐渐进入了今天的贵州境内，其交通工具可能多以竹筏为主，这或许成为后来濮人竹崇拜的来历之一。他们勤奋进取，刻苦耐劳，又有政权组织和生产建设的丰富经验，很快就在黔中大地上建立起著名的濮人国家牂牁。一两百年以后，另一个濮人国家夜郎迅速崛起，她取牂牁而代之，建立起一个以贵州为中心，囊括了四川一部分，云南一部分，湖南一部分，甚至还有广西一部分的大夜郎国。同时，在夜郎周边，还团聚了且兰、漏卧、句町等许多个同样是濮人建立起来，与夜郎关系密切的大大小小的国家。这样一个夜郎，其实已经不太小。
夜郎国的出现，大约是在秦朝末年至汉朝中期。
在中国历史上，夜郎是一个曾经立国百余年的西南小国家。从另外一些意义上说，她同时也是一个梦一样的国家，一个谜一样的国家。之所以说她像梦像谜，是因为关于这个国家的所有情况，我们至今只知道一些支离破碎的传说和一点少得可怜的史料。即使通过长期以来大量的考古发现，学者们也仅仅了解到这是一个当时就已经拥有相当文明积淀的国家。她的疆域大致涵盖了现在的贵州全部，云南、四川、广西、湖南各一部。然而，对她的统治中心、组织形式、人民构成、生活方式等等，直到现在，仍然都还蒙在一层厚厚的迷雾之中。
这个时期的遵义，也即后来的播州，就在夜郎国的疆域之内。
夜郎民族就是濮人的后代。夜郎王在传说中姓竹，他是一个被洗衣女子从河边漂来的竹节中捡拾回来的孩子，这孩子长大后武功超人，为各族拥戴，他便以竹为姓，自封竹王，逐渐建立起一个山河纵横，人民幅凑的大夜郎国。
其中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关山阻隔，中原的汉朝廷对西南的这片广大土地既失去了控制，几乎没有交流，当然就很少彼此了解。于是竹王和他的子孙们便一天天发展起来，成了司马迁
《史记》中所说：“西南夷君长以什计，夜郎为大”的局面。
一百多年后，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夜郎国进入汉王朝的视野。
汉武帝时候，中郎将、鄱阳令唐蒙受命出使现在广州附近立国的南越。南越人拿出一种叫“枸酱”的东西给他吃，唐蒙觉得很好吃，便问从何得来？南越人告诉他从西北方向的牂牁地方得来。南越人还告诉唐蒙，这牂牁地方有一条大江，就叫牂牁江，一直流到番禺（广州）城下。牂牁江边有一个国家，国号夜郎。夜郎国地方广大，有精兵十余万。虽然和南越有货物来往，但南越不能役使夜郎。
根据这些记载，南越人所说的牂牁江，是南北盘江、红水河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贵州只有这条河才是珠江水系的上游，它流到广西境内分为黔江和江，入广东为西江，不仅是珠江水系的上游，而且是主流，且从广州附近入海。
而据专家们的考证，贵州历史上曾有过三个夜郎，其中的汉夜郎国，中心位置大致在现在的贵州安顺都匀、兴义一带。这就和当年唐蒙得到的信息基本吻合了。
这时候的遵义，主体部分就属于大夜郎国的范围，而其中另有一部分，可能隶属在巴郡名下。
唐蒙也是个好事的人。
他把枸酱带回长安，让汉武帝品尝。“武帝食之，甚甘美”（《华阳国志》），也问唐蒙从何得来？唐蒙自然把情况作了一番介绍，并且建议朝廷收服夜郎，再从牂牁江浮舟而下取南越。汉武帝一辈子最喜欢善于没事找事，对这种开疆拓土，无事生非的想法非常赞赏，当即就派唐蒙领兵，多带礼物，从川西至重庆入牂牁，至夜郎，见夜郎王多同。
多同宴请唐蒙，酒酣面热之际，问唐蒙汉朝和夜郎谁大？这便是那个著名成语“夜郎自大”的来历。夜郎当然没有汉朝大。但当时的汉朝，主要控制的地域还在黄河流域一带，还不是现在大中国的概念；东北、西北、东南、西南的广大地区都还没有收服，或者收服了一些地方也还很不稳定。而当时并不算小的夜郎，应该有资格问一问到底谁大？何况就算问一下情况，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当作笑料。这个成语的追踪溯源，反倒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原中央朝廷在处理边缘地区少数民族和国家关系时，缺乏一种平视、平和的成熟心态。后来的所谓“大汉族主义”，亦即发端于此。
但也必须承认，汉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都比夜郎要发达和文明得多。所以当唐蒙拿出一大堆从中原带去的金银珠宝、丝绸服装、刀枪剑戟等礼物时，多同王看花了眼睛。
多同收下礼物，也明白礼物后面其实还有些别的东西。一番考量之后，他还是接受了唐蒙要他归服汉朝的建议。多同王的举动，对周边部落的大小酋长们影响很大。于是一起约定，都由唐蒙分发了礼物，追随多同王一起并入中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历史事件一一唐蒙通夜郎。至今桐梓县境内，还有一个叫蒙渡的渡口，即当年唐蒙从这里经过留下的遗迹。
那是一个年轻气盛的大时代。英明雄武的汉武帝目光炯炯，看得很远。在他脚下的台阶前，张骞的马队正在整装待发，他们的任务是要打通整个中亚，让丝绸之路铺展到同样如日中天的罗马大帝国。而在长安万家灯火的某一个角落里，刚刚接受了宫刑的大文学家司马迁正在发愤写他那部彪炳千古的《史记》。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对中华文化形成有莫大功过的儒家思想开始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
就在这样一个魅力无穷的大时代里，包括牂牁在内的夜郎以及周边一大群少数民族部落并入了中国版图。
这一大片地方，朝廷设了一个犍为郡来管辖。后来几经征战反复，平定后又分出牂牁广汉两郡。实际范围大概包括了现在的贵州全部，四川、云南、广西、湖南各一部。而这样一个大事件的发端之处，就是南越人或许在一个炎热午后殷勤端来，请唐蒙品尝的那份“枸酱”。然而“枸酱”究竟是什么东西？后人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枸酱”即原始风味的茅台烧酒；也有人认为是一种遵义地方特有的拐枣果酱；还有人认为是川黔边界上百姓自酿的醪糟（一种酒精度数很低的糯米甜酒）；甚至还有人宣布“枸酱”就是现在到处都有的魔芋。不管他到底是什么东西，总之出自现在遵义一带分歧不大。一种甘美的食品，引发了一场国家疆域的大扩张，这在世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种甘美的饮料“枸酱”，据专家考证，可以大致确定其产地就在今天遵义境内的赤水河畔，而国人皆知的国酒茅台，即是它两千余年日月精华、山川人物蕴蓄而成的现代化身。
夜郎以及那一系列濮人建立的大大小小国家，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手中开始归服和削弱，到汉成帝时，夜郎、漏卧、且兰等濮人国家先后被汉朝灭掉。濮人从此元气大伤。
政权丧失以后的濮人，逐渐丧失了在云贵高原这块土地上的主体地位。其中一部分融入此时已经进入云贵高原的氐羌、百越、百苗民族中。另有相当部分，大约近百万人口，则通过汉晋时期中央政府采取的“引僚入蜀”政策，陆续进入四川盆地，与巴蜀民族和来自中原的华夏民族融合，很快不见踪影。需要注意的是，这时濮人已经在称谓上变成了“僚人”，这不仅是称谓的变化，更是一种地位变化的象征。因为“濮”是对一个民族的正常称谓，“僚”则带有相当程度的蔑意。
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濮人坚持下来。朝廷出于对他们的羁縻需要，相继在贵州、湖南境内，肯定是濮人大量聚居的地方，设立了几个以夜郎命名的郡、县、驿。其中最著名者，应为今遵义市桐梓县境内唐代设立的夜郎县。这个夜郎，也即是后来李白流放的夜郎。
那些坚持下来的濮人也即后来的仡佬人自称“地盘业主”、“古老前人”，在贵州的彝、苗、布依等少数民族中，两千年来始终保持了一些对他们的特殊尊重和礼让风俗。譬如仡佬族的老人亡故，出丧时可抬棺穿过所需经过的其他民族村寨，不用丢所谓的“买路钱”。但其他民族若有丧葬需经过仡佬族村寨时，则需丢下“买路钱”。譬如每逢“吃新节”时，仡佬族人可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土地上采摘谷物用以尝新祭祖。
被采摘的人家非但不生气，反而高兴，认为被仡佬族人采过新，就像给主人交过租一样，来年的收成才会好。甚至在彝族中，过去还有一种是仡佬族人请他们来到这块土地的传说，因而彝族人有每三年一次祭奠仡佬先祖的仪式。之所以如此，只能说明其他各民族，对仡佬族先民濮人在这块土地上的“先到”地位，是充分认同和十分尊重的。
然后到了东汉早期，遵义这个名字开始出现。
遵义这个名字最先出现在《汉书》中，是朝廷授予一个名叫谢暹的播州人“遵义郎”封号。这个谢暹据《后汉书》记载，他当时为牂牁郡的功曹，在西汉末期的乱世中联合本郡大姓“保境为汉”，并且不远万里，派人带着贡品从广西绕道去见光武帝刘秀，表示归服。雄才大略的光武帝很高兴，于是赐他封号，赏他财货，要他永镇边疆。实际上，我们注意到后来杨端入播时带来的八姓乡人中，也有谢氏一姓。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关联？已经无可考证。但遵义这个名字却由谢暹而出并流传下来，却是无疑。不过，这时的遵义，仍然叫鳖县，属牂牁郡。之后唐太宗贞观年间，先改郎州，再改播州。此后虽然又有过珍州、南平军、播南路、思石兵备道等称谓，但播州这个名字，一直沿袭下来，直到今天，还是遵义的别称。而遵义作为一个地方的名字，他的正式出现是在杨端入播的七百余年之后。不过当这个名字正式启用之时，也是杨氏家族统治播州完结之日。所以对播州杨氏而言，遵义这个名字还是晚一点出现好。
这便是杨端出现之前的播州和遵义。
这个时候播州的版图并不确定。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中，播州实际上只大约是现在遵义的三分之一。但当他全盛之时，却比现在的遵义至少要大上五倍。所以，作为一个地域性的行政区划，播州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显然，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从唐末到明末杨氏家族的一部兴衰历史。
在这个过程中，杨氏家族对播州的统治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可以概括为“向北方称臣，向南方发展，背靠赤水，俯瞰乌江”。这个北方当然就是中原的中央朝廷。管他是什么人的朝廷，只要是中央的朝廷，就贡一份物品，称一回臣民，反正不会有什么坏处。中央只要你臣服就行，天荒地远的地方，也不想如何去找麻烦；有一个名分，不叛不扰，彼此相安，同时还可以作为朝廷在西南的屏障，这样也好。当时以及后来，宋朝以降，朝廷在边远地区设置的许多羁縻州，大致上都属于这种情形。南方就不同了，南方是一片更加蛮荒的土地，在那片土地上，谁都可以更加自由更加有力地占有和发挥。那么，就去南方吧。而在向南方发展的过程中，乌江变成了播州杨氏的起点和终点。当他渐渐坐大以后就跨出乌江几乎把今天的贵州全部云南一部广西湖南一部囊括在自己掌握之中；形势不利就退回乌江北岸，以江为壕，挡住外来的侵入。西北是赤水河，过河就是后蜀、宋、元、明的土地，那片土地上的历代朝廷，都和播州杨氏保持着若即若离但又隶属明确的相互支持的良好关系。这样，赤水河就成了播州杨氏的可靠保障和天然屏障。客观地说，这样一个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立足点，确实保证了播州杨氏七百余年的土司统治，也保证了遵义在这七百余年里基本上没有受到外来的侵犯，在纷纷扰扰的乱世中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小环境。而遵义遭受的几次大破坏，反而都是改土归流之后发生的。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事实。
六
杨端就这样来到了遵义，并且很快就立住了脚。四乡八里的蛮僚百姓们，在砍了几个头，烧了几个寨子以后，发现这伙人不大好惹，也就驯服了。反正在当时那种氏族社会的原始状态下，信奉的和盛行的，除了力量，无非鲜血。于是经过一个短暂的混乱和镇压时期，一切都平静下来。那八姓乡人被分散了各带一些人马，去到远远近近的沟洞山林，当上了那些地方的酋豪土霸。也许是为了取信于当地的百姓，这些乡人们从口音到服饰再到生活习惯，都渐渐与他们趋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原大乱。苟延残喘的唐朝廷被先为黄巢大将，后来投降朝廷的朱全忠篡夺，号称大梁。一时间烽烟四起，群雄并立，互相征伐，北归西上东出的所有道路都被人为断绝了。这样，命运把他们作为播州人彻底留了下来。
杨端的儿子叫杨牧南。杨端死后牧南继承父业，又有儿子叫杨部射。部射生儿叫杨三公，这个杨三公经历比较艰辛，先是父亲死于与今天滇黔边界一带的罗闽部族的征战中，他自己也被罗闽部族俘虏，半年后才设计逃回。这个罗闽部族，发展成为后来的水西安氏，出现过朱元璋时以开五尺道著名的奢香夫人，实际上就是居住在水城、毕节一带的彝族。杨三公两个儿子，一个叫杨宝，一个叫杨实。杨宝是老大，本该由他继承，但杨宝认为自己才干不如兄弟，就让了杨实。杨实此时，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终于结束了，宋太祖即位，天下初定。杨实正准备遣使入贡，突然境内有一些部落作乱，征剿之中，杨实死于流矢之下。他的继承者叫杨昭，性格比较软弱，杨昭还有两个弟弟：杨先、杨蚁，都各拥强兵，不听杨昭号令。但软弱的杨昭却有一个大有来历而且生性强悍的儿子，叫杨贵迁。
杨贵迁其实不是杨昭的亲生儿子，他的父亲是至今在民间故事中广泛流传的杨家将之一杨文广，杨文广的夫人即是大名鼎鼎的女英雄穆桂英。杨文广曾经“持节广西”，与杨昭通谱，大家都是山西人，又都姓杨，说来说去总可以说到一起。恰好杨昭没有儿子，杨文广就把贵迁过继给了杨昭。这样一个英雄世家的后代，自然不会甘心受制于人。于是发兵设伏，大败并赶走了自称南衙将军的叔父杨蚁，震慑住另一个叔父杨先。杨昭死后，贵迁成为播州的新一代主人。从此播州杨氏，从血统上一分为二，辖治上也一分为二，杨端的正宗子孙杨先杨蚁成了支系，后来被杨贵迁的第五代孙杨粲彻底灭掉，抱回来的儿子杨贵迁反而坐了正统。
谁也没有想到，满门忠烈的杨家将，就这样在一种并非有意的情形下，把自己的血脉发扬光大在播州遵义这一片边远蛮荒的土地上。直至明末。
杨贵迁后来还是死于假叔父杨先的阴谋之手，这意味着拉开了播州杨氏的家族战争序幕。从此以后，这个家族就一直被笼罩在各种密谋和自相残杀的惨烈氛围中。贵迁死后传子光震，光震传子文广，文广传子惟聪，惟聪此时，已经有过两个叔祖父之乱和兄弟之乱，连两个儿子也死于乱中。于是“深惩家难”，率领族人于神前发誓，“世世子孙，不可以权假人，违此言者。天实殛之”。他死之后，儿子杨选继立。这个时候，中原大地正在上演一出金人跃马，高宗南渡，岳飞横空出世，又昙花一现般陨落的连轴大戏。杨选是个有心的人，他一面务农练兵，一面网罗人才，自己也勤于读书，密切注意朝廷的政治，这样就渐渐培养起播州文治的基础。杨选传子杨轸。这个杨轸史书载他“美髯长身，状貌瑰伟，刚果勇决，人服其能”。他还养驯了一只猛虎，用来驾车，平时就躺卧身边，跟随左右。这副模样其实有一点纨绔味，这种人通常都会有许多不安分的心思。这不，在白锦堡住长了，横看竖看都有些不如意，干脆搬个地方，另起炉灶。他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于是驾着他的虎车，亲自选点，看中了离白锦堡大约十余里地的穆家川。这里龙凤两山蜿蜒，湘江河清水碧，有山不高，林木蓊郁，有一股深藏不露的王者之气。那么，就是这里了。杨轸很潇洒地把手中驾虎的鞭子挥一挥，作为城市的遵义，就此确定了最初的轮廓。这是公元1176年，南宋淳熙三年。这个事件标志着今天的遵义作为一个地方行政中枢的开始，同时这也是遵义建城历史的开始。
这一年的陆游，刚刚写了他那首千古传唱的《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辛弃疾要年轻得多，所以用着另一种心情，正“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刚好是一百年后，南宋灭亡。
从这个情节看，假如遵义要考虑设计一枚城徽，我建议首选带有虎形的图案。而如果要给遵义取一个别称，我以为虎城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城市如人。遵义是有一点虎气的。
人有姓名，有字号，有别称。许多著名的城市就都有自己的名字和别称。譬如重庆叫雾都，广州称羊城。即便国外，这种习俗也比比皆是，著名的有圣城耶路撒冷、水城威尼斯等等。
七
美髯长身、状貌瑰伟、刚勇果决的杨轸还有一个弟弟叫杨轼。和潇洒挑脱的哥哥相比，杨轼完全是另一种性格。他沉静宽厚，待人和气，喜欢读书作文，很像一个循循善诱、讲礼守法的老夫子。两兄弟关系很好，搭配出一种互相补益的统治模式。杨轸有些大大咧咧的，杨轼便从细处着手；杨轸喜欢骂人，骂完便交给杨轼去安抚；兄长要做的事情，兄弟总是全力以赴；兄弟拿不准的主意，兄长一言而决。杨轸开始很久没有儿子，于是就从杨轼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后来老天怜他，忽然又让他夫人一口气生了三个儿子。这下子该把过继来的这个儿子还给兄弟了吧。他不，他认为这片先祖传下来的江山要让他永远姓杨，就应该在所有杨家的子孙中择贤为嗣。杨轼的这个儿子很好，比自己亲生的三个儿子更强，那么，就让他来继承和光大这份祖宗创下的基业不也很好吗？你看，这样两个人，天缘巧合做了兄弟，偏偏又取长补短，互信互敬，把个小小播州治理得风雨不透，路不拾遗，差不多就是一幅偏安一隅的盛世景象了。而就在这以前，宋太祖和宋太宗刚刚玩完一个烛影斧声，兄终弟继的千古哑谜。宋高宗也是怕皇位不稳，就置被金兵掳到风雪苦寒中去的父皇和上皇不顾，把精忠报国的岳将军十二道金牌追回，交给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于杭州西湖风波亭上。比较之下，还是被中原汉人视作没有文教的播州土酋，似乎还要有文教一些。
实际上，研究播州杨氏，总有一些谜团在心里缠绕。比如杨端既然来自三晋大地，那里自来就是文明古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他和他那八姓乡人，或者还有他们的家属，应该具有相当强大的文化传播能力，怎么会入播之后，立即就不被中原的汉文化主流所承认，自己也被迅速同化，转眼就变成了“西南夷”呢？尤其杨贵迁中州杨家将后裔的身份，可以说天下皆知，却仍然甘心被人视作蛮夷。没有任何资料表明，杨贵迁和他的后代子孙们，在企图改变自己的形象方面，做过什么努力。如果没有其他解释，就只能认为他们默默地认可了自己新建立起来的这种外族形象，仅仅因为这种形象对家族延续型的土官统治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化确实是被极大地弱化了，取而代之的首先是生存。直到杨轸、杨轼兄弟时，由于杨轼留意艺文，又对由于各种原因来播的文士们优礼对待，给他们修房子，分给他们田地，帮助他们安居下来，这样，“蜀士来依者甚众”，“由是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这种情形才渐渐有所改变。
应该说杨轼改变了的并不仅仅是风气，他那时播下的读书种子，在后来影响深远。他和其兄杨轸共同的儿子叫做杨粲，由于父辈打下了良好基础，于是播州杨氏，“至粲始大”。杨粲先向南方用兵，一直打到滇池边上，杀了很多人，把播州的疆域扩大了好几倍。然后回过头来，又把卧榻之侧的另一支杨家灭了。杨端一族从山西太原入播，至此灰飞烟灭。剩下来的这个杨家，虽然还承认杨端是祖宗，但骨子里面，其实流着完全不同的血脉。这时候的播州，已经颇有一点气象，幅员几千里，人口数十万，一声号令，就可以拉出一支几万人的私家军队来。这种欣欣向荣的状况，和南宋朝廷的日渐没落形成了鲜明对比。杨粲死后，他的坟墓俨如中原王侯，是西南地区迄今明保存下来最具规模、最有价值的宋墓，现在还是国家级的历史文物保护单位。他儿子杨价主播时，便开始不满朝廷科举取士，居然没有播州名额，于是上书皇帝，要求岁贡三人，和其他地方的士子一样参加考试，由朝廷选取，给以官职。朝廷同意了杨价的请求。数年之后，有一个叫冉从周的播州士子考中进士，被称作“破荒冉家”。
就是这个破了天荒的冉家，后来又出了冉琎、冉璞兄弟。这两兄弟也很有意思，他们原本就一直待在家乡的田园里读书耕耘，但又很关心时事。不论杨家还是当时四川的一些地方官员，都听说他们的才名，派人前来厚礼聘请他们入幕辅佐，但他们都一一拒绝了。直到朝廷后来派了一个叫余玠的人到四川任安抚制置使，知重庆府，负责长江上游对元朝的军事防守。那时有一种说法，认为南宋只有守住长江，才能守住剩下的这半片家国；而要守住长江，就必须首先守住长江上游，要守住长江上游，则必守四川。元军要是得了四川，只要顺流而下，南宋也就不保了。所以余玠来四川负责，肩上担子很重，他也对此有充分认识。于是他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修了一个招贤馆，并且告示天下，说要像诸葛亮那样，集众思，广忠益，高爵厚赏，以报有功。然后对所有前来献计献策出主意的人，余玠都能做到亲自迎接，随才任用，即使这人实在不行，也赠送盘缠礼物使之回家。二冉兄弟听说后，认为这是一个可以相处和进言的人，于是走出家乡到重庆谒见余玠。余玠把这两兄弟安排在招贤馆中，每天好吃好喝叫人侍候着。一待几个月，也不听他们说句话。余玠经常到馆里来，和四方贤人才士喝酒宴饮，大家都纷纷诉说自己在哪些方面有一技之长，唯独这两兄弟从不发言。余玠其实早就听说过这两兄弟的大名，见他们这样，便“微言挑之”，但这两兄弟好像没有听见，仍然默不作声。余玠也好，认为二冉是有意要看看他的为人。第二天便让人把这两兄弟请出招贤馆，另外安排了一处清静宽敞的住处，而且侍候更加周到。过了几天，他派人悄悄察看二冉都在做什么事？察看的人看了半天看不明白，回来报告说这两兄弟整天在地下画图，画了擦，擦了又画，除此之外，没干什么事。余玠想了一阵也想不出个所以然，只好叫人继续察看。谁知一连多日，都是这样举动。再过几天，这两兄弟主动上门，见了余玠，说我们受到您这样的礼遇，无论如何都是要报答的，所以我们将这段时间以来思考的结果进呈大帅。我们想来想去，觉得以宋军的现状，除非有一个特别坚固，特别利于防御，并且事先有充分准备的地方，否则抵挡不住元军的进攻。而要建设这样一个地方，只有把现在的合川城，搬到三面临水，一面傍山的钓鱼山重建。余玠听了，一跃而起，说这正是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得到两位的指点，真是茅塞顿开，这件事情，就请两位辛苦了，千万不要推辞。余玠连夜上书朝廷，封冉琎为承事郎，冉璞为承务郎，全面负责钓鱼城的修筑和搬迁合川城。二冉不负所望，他们设计监督建造的合川钓鱼城，在血雨腥风的宋元战争中，奇迹般地挡住了蒙古铁骑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绝世兵锋。并且就在这钓鱼城下，宋军发炮轰死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古皇帝蒙哥大汗。当时他打遍欧亚无敌手，被称作“上帝之鞭”，此次又率领十余万军队亲征南宋。蒙哥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投降。他的猝死，致使正在欧洲肆虐的元军在茫然无措中从此停住了他们烧杀抢掠的脚步，永远地结束了他们西去非洲，统一世界的光荣之梦。二冉修建的钓鱼城，也被顺理成章地称作“上帝折鞭之处”。但是没有人能够想到，这改变了世界历史的一战，其实是在杨轼兄弟父子鼓励读书这个地方种下的契机。至今合川钓鱼城中，还有二冉兄弟的塑像，悠悠青史，仍在世代传说着他们的故事。
这之后就到了元朝。
入元之后，杨家向元廷上书，说“本族自唐至宋，世守此土，将五百年，奉旨仍旧，乞降玺书”。元世祖忽必烈英明勇武，但对播州仍采取了唐宋以来所沿袭的羁縻政策，维持了杨家对播州的统治现状。不过他要求杨家的传人亲到大都，他要看看这些在天荒地远之处世代相守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模样？正好老宣慰使去世了，新的继承人叫杨汉英，年方五岁。他的母亲田氏便带着他，沿着祖先们入播的来路逶迤而去，半年以后，他们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母子二人，非常可能是第一批向北走到北京的遵义人。所以他们的朝见，其实具有了一种超越政治的文化意义。据史书记载，元世祖很喜欢这个叫杨汉英的孩子，把他拉到榻前，看着他的脸，摸着他的头，汉英也不惊慌，居然从容应对，世祖叹道，这孩子真是国家的栋梁，就把他父亲的爵位官禄，让他承袭了吧。于是赐宴，送给汉英许多金银礼物，还给汉英取了一个蒙古名字，叫杨赛因不花。
赛因不花回到播州不久，族人构乱，欺负他们孤儿寡妇，杀了他的母亲贞顺夫人田氏。赛因不花逃了出来，年仅十二岁的他带了几个从人，连日连夜地再赴大都，向世祖报告事变情况。世祖当然要照顾他，派人把倡乱者逮到成都杀掉，进一步确立了他的统治地位。还把现在属于贵州南部、东部、东南部，以及四川、重庆的大片地区划归他管理。后来的赛因不花也终其一生，对元朝忠心耿耿，成为元朝廷在西南地区的有力屏藩。他死以后，元朝廷追赠他播国公。
短命的元朝把精气神都耗费在了前期的征伐杀戮上，建立国家之后，既没有与民休息，又没有像后来入关的满清那样，学习和融会中原汉族的先进文化。由于元朝的历代君王都基本上走了一条荒淫残暴的路子，不过百年时间，当初煊赫一时的蒙古大帝国就在一个小乞丐和尚的崛起中轰然倒塌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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