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荒田,广东省台山人,1980年从家乡移居美国。在旧金山一边打工,一边笔耕。2011年退休以后,在中美两国轮流居住。已出版散文随笔集37种。2009年以《刘荒田美国笔记》一书获首届“中山杯”全球华侨文学奖散文类“最佳作品奖”。2013年,获北美《世界华人周刊》、华人网络电视台所颁“2012年度世界华文成就奖”,2015年获“新移民文学笔会”“创作成就奖”。2011年,以散文《一起老去是如此美妙》获新疆“爱情亲情散文大赛”第一名。获《山东文学》杂志2015年度“优秀作品奖(散文第一名)。小品文集《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入围2019年“花地文学榜”年度散文。2017和2018年两年均进入三大文摘杂志(《读者》、《青年文摘》、《特别关注》)“最受欢迎的报纸作者”前十名。
多元的魅力
文 | 刘荒田
纽约老作家蔚蓝先生的名作《搬家》,几年前已读过,印象深刻。这一次,听了竹笛精心策划的群体朗诵,感动更上一层。这一听觉盛宴,可用“多元的魅力”概括。
首先,是作品本身的“多元”特质。蔚蓝先生的《搬家》,所叙述的一连串搬家,都发生在纽约这个聚集全球移民的大都会。“移步换形”是游记惯用的,本文以近似的手法,出以“我”的视角,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新移民初履斯土的生存状态与心态作全景扫描。搬一次家,换一次房东、房客、环境;其间夹杂基于“利益交换”的诸多纠葛。作者擅于选材,工于白描,随着场景的自然切换,新老移民的速写叠现,个性面貌并不重复,处处见匠心。本文的背景,是多元的社会,多元的文化。“连根拔起”这一族群,进入全新人生,就这样从“搬家”开始。
其次,群体朗诵的形式,恰如其分地彰显作品的“多元”。参与者徐庆龙、淡然、阿楠、李伟、枫林听雨、红河之水滚滚流、慧敏、野草,都是学有专攻的朗诵家,各各以鲜明的个性和对原作的体悟,将一篇作品转化为磁性嗓子、金嗓子的交响。阿楠的合成以及尧日的音乐编辑,使整部作品臻于完美。
蔚蓝先生出身于上海,属富于修养的“老克拉”,移民美国以后继续深造,在医学界卓有成就,同时,是功力深厚的作家,我们对他的人格与作品都满怀敬意。他去年不幸染新冠辞世。这一场朗诵,于蔚蓝先生是最好的纪念。对一位作家,最大的欣慰莫过于此。
搬 家
文 | 蔚藍
蔚蓝,本名许昇德,上海市人,定居纽约,现病故。山大齐鲁医学院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病理科退休。北美中文作家协会终身会员,纽约华文作家协会资深会员,著有《蔚蓝散文集》,《有多少事可以重来》,《蔚蓝诗萃》
如果沒有那場大雨,也許我不會搬去「韋公館。」從獨立屋到政府樓,是我離開親戚家,在外租房的一段經歷。有個不成文的通例,來美國投奔親戚,一般是住一年,過了一年還不離開,難免授人以話柄。八十年代中,陪父親來美,訪問他的母校,繼之旅行,全程結束後,我一人留下在紐約醫學中心進修,簽證期滿,又循例續一次,可是在第二次續簽到期前拿到 H1, 這就要從長計議了。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好友C君向我介紹他姑姑買下的獨立屋,是專租給留學生的,租金低於市價。美國房屋類型很多,城市寸金地,公寓式住宅(Apartment)為主,尤其是紐約曼哈頓。但在繁華的曼島以外,獨立屋卻佔到絕大比例。
C君的姑姑,一位在美國醫院退休護士,幾年前花了三萬美金在紐約買棟房。 「太便宜了!」 我對 C君說:「年前我隨父親旅行,在堪薩斯州一條鄉村公路邊的獨立屋,也要賣到五萬呢!而在紐約,人們一聽到 Single family house 便會聯想高端人士的居處,然而這棟大不同。在布朗士區,一處街心花園對面,有一排外牆是闊木板交疊的房子,每棟間距並不狹仄,屋後也有庭院,假三層。名副其實的獨立屋。看房那天,我準時到達,推開虛掩的門,出乎想象,踩在腳下上下滑動的地板,竟像跳板,迎面一條歪斜的木樓梯,改建過的,轉彎處的大角度,誇張得令人不明所以。房東C姑已站在二樓灶間入口處等我,高大白晢,約莫六十歲。一雙精明的黑眼珠透過眼鏡,邊交談邊打量我, 最後說: 「月租190元,不能再減了,我這是在拯救大陸來的留學生呀!」 「拯救?」 我心頭一震。
二樓已有兩男一女,分住在灶間東西兩側的臥房和客廳里。「喏,這是給你留的的。」 她指著東側後面的一間,(其實是後來隔的)朝東有扇小窗,望出去是鄰棟的牆壁。比前間有朝南臨街大窗,光線暗了不少。前間房門半掩。「小沈是山東來的,他在曼哈頓上課。」 「其他兩間都在西邊。」 C姑繼續介紹。灶間兩個煤氣頭公用。旁邊立著一人高的大冰箱,裡面塞滿食物。奇冷,無法調節。四把椅子圍著一張長方木桌,桌面板特厚,像是中世紀的古董,靠在南窗下面。她望著我皺起的眉頭,詭異地笑了笑。余下不多的空間,是四位房客活動的公用場地。我以後才知道,這房子里所有的設備,傢具,包括小沈那台只能看幾個頻道的電視機,都是街上撿來的。
C姑介紹完畢,上樓去了。它獨居假三層,就是屋頂開窗的小間。她和這班被「拯救」的留學生接觸以及收房租,都在這個灶間里 。
第二天,我從親戚家提著一個行李箱,掮著大挎包 乘地鐵搬了過來。誰能想到三個月後,一場大雨,又把我送走,搬去「韋公館。」
C姑除了一個人上超市買食物和日用品外,從未見過有誰來和她一起出去,唯獨一位「德國人」(大家都這麼稱呼)每周至少來一次。個頭和她一般高,稀疏的,亞麻色頭髮,梳得很平整,胸挺得筆直,不英俊也不醜。七十歲左右,稍嫌不足的是有點跛行。每次來,四位房客都很高興,因他會檢修房屋。從屋頂到下水道,還有鍋爐,電燈,如有損壞,全部包修。他有一個齊全的工具箱,檢修時一身工裝,不苟言笑。據說從前是一位工程師。有時德國人呆到晚上,和C姑一起出去。C姑打扮得特別漂亮,頭髮梳成朝天髻,咀上塗暗紅色唇膏,裙擺及膝,套上黑色魚網襪。走路的樣子也變了,扭腰擺臀,好像換了一個人。第二天早上回來,整日不下樓。不用解釋, 德國人是她的「Lover。」
我和小沈房門挨著,從不上鎖。小沈瘦高個,青島人,來美國三年多。還有一年畢業。家裡有妻子和一個四歲的兒子。問他畢業後回去嗎?「再考慮。」 臉上掠過一絲陰影,話中流露對妻子的不滿,原來他寄回家的錢,有一部分是給鄉下弟弟的,卻被妻子扣下。小沈「寄錢給家裡」 的那句話,令我納悶。後來從珍妮口中知道,獨立屋掃秋葉,鏟冬雪的體力活,一直是小沈包下的,C姑按小時付工錢。珍妮和印度人辛迪住灶間西邊。那一頭有一間臥房和客廳,辛迪住客廳里。兩人都在附近的 利曼學院上學。珍妮是獨立屋唯一的女房客,二十多歲,相貌姣好,但身材未達黃金分割標準,不夠大長腿,不能算高挑。看得出小沈對她有好感,而珍妮卻刻意與他保持距離。
四位房客日程不同,吃飯時間很難湊齊,甚至週末也是。我和小沈同桌共食的機會較多,各燒各的,食材簡單,經常吃買來的水餃。我這半個山東人,口味和小沈接近,高興時開罐啤酒,就著生大蒜,談笑風生。開心的日子總是過得快 ,一轉眼三個月過去。
紐約的氣候,四月風,五月雨,有次雨連下了幾天。我聽到有「嗒,嗒」的聲音,房間里沒有鐘呀?循聲發現屋角天花板上,有顆滾圓的水滴,有節奏地掉下來。找 C姑來看,「我電話打去了,德國人過兩天會上屋頂補漏的。」 她說完就走。我只有放個臉盆在地板上接水。可是過了一星期,沒見德國人來。「德國人不來,可以找美國人修呀!「
這回珍妮也發現房間牆壁上有塊潮濕,她嘟囔著上樓找 C姑,敲門無人應。哪天離開的 ?沒人知道。過了不久又來一場雨,大雨滂沱的那晚,我預感不妙,急匆匆趕回,果然!床全被淋濕,何止淋濕!下半部被褥都浸透了!C姑就是這樣拯救留學生的!我憤怒呼喊,三位室友聞聲而至。幫我挪床,借被單和毯子給我。我決定馬上離開此地,可一時到哪裡租房啊?夜空划過一道閃電,我忽然想起宏發表叔。自父親回國後,我看過他一次,聽他說準備去辦結婚登記,送行時還說:「以後常來哦,你嬸子也是大學畢業,- – -」 可現在我走投無路,上門豈非唐突?然而電話里卻傳來慈祥的聲音:「住到我這裡來吧!不要你房錢,我也好有個伴。」 我愣了一下,想問:是表嬸回台灣啦?話到口邊又咽了回去。改說:「那怎麼可以!」「這樣吧,你就象徵性的出五十元,算是付水電費好了,明天過來拿鑰匙,我下周去波士頓老闆家。有些事要和你交代。「 困難時刻見親情。」
表叔姓韋,是我姨祖母的兒子,那年我陪父親到紐約,曾應邀和他在唐人街中餐館見面,闊別四十多年,見到的是一位戴棒球帽,步履矯健的老者,比我父親小一歲,也七十八了。一見面我就說:「宏發叔叔,小時候在上海卡德路(現石門二路)還吃過你給我的烤雞腿呢!」 「哦!好記性!你來過卡德路啊?那是我老闆家,我在那裡做大廚,他現在住波士頓,逢年過節還喊我去。「 表叔顯得很興奮,「明年我要結婚了,是台灣人,老人中心裡朋友介紹的。」 見我們父子倆驚訝的表情,又接著說「自老伴走後,兒子又結婚分開,自己一個人住政府樓。」 政府樓是七十年代紐約市在五個區多處興建的高層樓房,專供低收入家庭。外貌頗具特色,幾乎都是成片由暗紅色牆砌成,一般七層。房租便宜,且水電煤氣全包。有些政府樓附近設有警察分局,或者經常出動警車巡邏,以掌控因同類群體高度集中所派生出的治安问题。
搬家選在星期天下午,為的是湊 Jon的時間,Jon 是我到紐約結識的第一位好友,雙方父親是舊識,他比我先來美,老馬識途,常作指點。搬家那日,天朗氣清,Jon 開來一部小型貨車,我又請了另一位朋友 岡薩里斯來幫我搬東西,岡臨時沒空,卻薦了一位南美青年協助,等車一到,我和他兩人把三十個大型黑色垃圾袋迅速裝上。「你怎麼會有這麼多東西?」Jon 皺起眉頭好奇地問。「還有這張 剛撿到的小沙發我也想带 去。」 「算了」 Jon 有些不耐煩,乾脆拒絕。南美青年不跟車,還在門口對送行的 珍妮重復剛學到的一句中文:「你很美麗!」 引得她笑個不停。那天小沈和辛迪都不在家。
Jon 看過地址,很快就找到方向 ,対身邊的我說:「開車要小心,警車往往就停在路邊不顯眼的地方,一個疏忽就會遇上麻煩,吃罰單還是小事。」 我撘他的車不止一次了,一向佩服他的機智和駕駛技術。便說:「不會的,你從來也沒有吃過罰單,再說- – – -」 話未說完,只見 Jon 滿臉驚慌,「不好!」 原來他從後視鏡里,發現一輛很小的,只能坐一個人的警車,在尾隨我們。車身 NYPD 四字清晰可見。「我們沒有犯規呀!」 Jon嘀咕著開進小區,可警車還是不快不慢地跟著。到了停車坪,車上跳下一名警官,很有禮貌地上前問:「你們去哪裡?幹什麼?」 我搶先回答:「搬些東西到叔叔家。」 警官掏出小本記下地址電話。「裡面是些什麼?」指著車鬥里的三十個垃圾袋問,「都是家用物品。」 我不好意思說還有一條濕被子。「好!跟我到辦公室。」 Jon 有些緊張。一坐下,警官就錄下我們的姓名住址。這時,Jon立刻聲明:「我是受雇來搬家的。和他不認識。」 警官瞟了他一眼,轉向我,「你要知道安息日是不能搬家的。」 「那我們馬上搬回去。」 「Too Late!」 警官提高了聲調盯著我。「車子和車上的東西都不能動。過兩小時來見我!」 原來警局就在這裡。
當我們再去辦公室,現場多了位任大樓管理員的西裔中年人,正巧波士頓宏發叔來電話,大樓管理員抓過話筒,一字一句地重申規定:「政府樓不能租讓,除了配偶,子女不能繼承,否則取消居住資格。」 我想象得出宏發叔此時的尷尬,和因我搬家帶給他的精神負擔。管理員把電話遞給了我,「我讓你人先過來,你為什麼要搬來那麼的東西?好了!我已經和他們講清楚,今晚你可以住在我房裡。」 Jon很不高興地和我一起,把三十袋家當搬上五樓。隨後,我搜出冰箱里的食材,煮了兩大碗麵條,吃完已近午夜,Jon 悻悻然駕車離去。今天事告一段落,搬家產生的餘波還在后頭。
當晚我睡在「韋公館」的客廳,單人床是宏發叔為我準備的,一宿好眠。第二天早晨,把「韋公館」 巡視一遍。這是五樓的一個單元,進門走廊通客廳,走廊左邊前後兩間都是單面窗,近門臥室堆放雜物,箱籠,米桶,像個倉庫,除了我那三十袋家當外,還發現一個紫紅色的手提箱,和同樣顏色的旅行包,藏在屋角散髮出女性的氣息。近客廳那間,大床旁邊衣架上,掛著一件好看的淺紅色睡衣。那表嬸平時住在哪裡呢?客廳窗多明亮。除單人床還有兩張單人沙發,中間隔著放電話的茶几,下面幾盤成人錄像帶。靠背橫鋪的毛巾很久沒有洗過了。對面牆上相框里的老婦人很像我的祖母,那是宏發叔的母親。相框下是一架二十吋的電視機。
宏發叔提前回紐約,他回來後,電話也多了起來,都是找「胡李瑤芬的」,男女都有,「 胡李瑤芬是誰?」 我問 ,「 你嬸子。」語調平淡。加夫姓的姓名,我一點也不奇怪,當年我在上海任婦產科醫生時都是這麽叫的。好奇的是為啥新嬸子和表叔結婚快一年,還分居兩處。宏發叔對頻繁找「胡李」的電話很不耐煩,他往往是挺直身子大聲回答:「這裡是韋公館,沒有胡李瑤芬!」 然後咔喳掛斷。這也就是政府樓「韋公館」 的來历。
我搬去后的第三个星期,胡李瑶芬出现在”韦公馆“ 。首次见到的新婶子是一位六十开外,身材适中,薄施脂粉的美妇。个头比表叔略高,谈吐不俗,举手投足,尽显大家风范。这一对并不般配,那究竟是什么动力让两人走到一起的呢?胡李瑶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而且还带来几个大箱子?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就是“韦公馆” 非我久留之地,必须筹划再次搬家。为了寻找合适住房,既买报纸又托朋友。报上有整版广告,我把看来不错的用红笔勾出,逐一筛选,立即联系。不然稍纵即逝,失之交臂。幸好朋友介绍在皇后区的一处,前任房客刚走,房东在面试多人后选中我。
那天付了头款,回来较晚,见宏发叔卧室灯还亮着,便敲门进去,看到床头露出的两张脸,感到新奇又滑稽。接着我把搬家的决定告诉他们。对我离开的日程,胡李瑶芬非常支持,主动帮我找搬家公司,并预付了搬运费。我推让多次,回答总是“婶婶应该做的。” 语调诚恳,却之不恭,只好接受。临行那天,婶婶和宏发叔一起上超市买了很多,回来帮着烧菜。餐桌上她频频夹菜给我。宏发叔反而沉默寡言。不意收拾碗盏时,他突然冒出一句“以后不会再有三人一起吃饭了。” 当时我十分诧异,心想只要我来看望你们,就能办到。但后来发展的情况,说明宏发叔早有城府。
搬运公司的大卡车,驾驶室也大,婶婶和我并排坐在司机旁,途中她说:“你叔叔眼界太小,只满足他周围的那一块。我前夫在台湾是知名人物,可惜他在一次出任务时,座车司机抢红灯被火车撞着,当场身亡。留下三子一女。现在两子一女在美国,他们经商,台美两地跑,就希望我赶快办好身份,开公司。“ 说到这里,突然顿住。话锋一转 “你有什么事我能帮到的,尽管打电话给我 。“ 萍水相逢,我心头暖滋滋地。安顿好新居,我去独立屋向 C姑要回首付时的押金。她连声向我道歉,我放弃索赔。原来她和德国人临时起意去了欧洲。那天小沈一人在家,分别时向我竖起大拇指说:“姜还是老的辣!”
不久,突然接到胡李瑶芬的电话留言:“我的临时绿卡弄丢了!现在你叔叔不给我办新卡怎么办?”我按她给的电话号码拨过去,原来她已离开“韦公馆” 分居了。我找出移民局发布的文件告诉她:临时绿卡两年试用期满,夫妇向移民局证明婚姻真实即可转正。“那现在是遗失了,还不到两年,而且已分居—-。“ 她抢着说。 “不急,下面还有!” 我一字一句读:“如婚姻失效,夫妻双方分居,只要配偶能够证明婚姻不是为了规避法律,获得移民利益,也可转正。“但一切因着宏发叔拒绝证明而告吹。期间我也多次给韦公馆宏发叔打电话,虽未被挂断,却毫无转圜余地。
移民局文件中的“利益”两字,使我陷入沉思。难道在物欲社会中,人际交往的本质就只是利益交换吗?一纸婚约使女性从男人那里拥有社会资源,并惠及家人。反之也然。为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茱丽叶如此相爱,却不得入婚姻之门,因为他们背后的家族之间无利益交换可言。为什么相亲会上把家里有多少房,车,存款摆出来,也是为了利益交换。婚姻和爱情,原本不是一种东西。两者兼有,可遇而不可求。那场大雨促成我搬家,更促使我深思在人类社会里,利益交换早已扩散到婚姻,爱情,和性。
美洲文化之声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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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韩舸友,副总编:李学、冷观,本期编辑:李学、冷观、yim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