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韩可风，贵州遵义人，地方文史作家，有小说、诗歌、散文、影视等文学作品若干发表和出版。
沧桑遵义《上篇.外一篇》韩可风（中国）
李白夜郎，史海遗珠
忽然觉得，应该把李白流放夜郎这件事好好说说。所以正文之外，作这外一篇，抛砖引玉。
先看一个时间表：
公元755年12月，安史之乱爆发。
756年7月，玄宗在马嵬驿被逼缢杀杨玉环。同月，太子李享即位，为肃宗。
756年12月，玄宗第16子永王李璘不遵兄长肃宗的命令，起兵江陵，意图难判。李白被永王邀请，入其幕府，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之名句等，自视甚高。肃宗以”平叛”为名，派兵进剿。
757年2月，永王兵败被杀，李白在浔阳（今江西九江）被捕入狱。
之后李白被判附逆，经人营救，由死罪改为长流夜郎。但其定罪时间，出发时间等等一概没有确凿史料，可以用语焉不详，多种说法来基本概括。
有一个底线是所有人都认可的，即759年3月，朝廷大赦，死刑改流，流罪以下一概放免。李白因而被赦，轻舟千里，回到江南。
李白流放夜郎这件事，就发生在公元757年2月至公元759年3月这首尾三年，实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
千余年来，李白是否真正抵达流放地夜郎（今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始终是文史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更成为遵义乃至贵州文史研究中一个长期被忽视、一直未解决的重大疑题。
我的看法是：李白在流放中确曾来到了夜郎（即今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一带，为唐置夜郎县旧地），并且在夜郎生活了大约一年左右时间。
分为六点陈述：
一，常识和制度。
浔阳至夜郎，全程约2400里，肯定沿长江以水陆兼行的方式行进。按照《唐律疏议》的记载，唐代流犯规定每日步行最低要走50里，骑马70里，水路则视情况而定，合理推断不应低于50里，全程仅需两个月左右。而且按照刑律，流犯必须戴枷，路线固定，每到一地，递解衙役必须向官府报备，绝非游山玩水之旅。即便李白非同常人，有人打点，途中关照，拖延一点时间，三、四个月到达也应是极限。但是李白是重罪之人，即使关照，只怕也很有限。何况那时重庆以下，除了三峡险獈，其它水路早路，早就无碍，绝无可能从浔阳出发，走了一年多还在奉节逗留。如是，递解之人回去怎么交差？
现在对李白流放的启程时间，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757年二月被捕，8月左右定罪即启程；二是757年12月左右启程；三是758年3月左右启程。如果按照第一种说法，李白应于757年11月左右抵达夜郎，在夜郎待了大约一年零四个月。即便是最后一种说法，李白到达夜郎，也不应该晚于758年的5、6月份，因而在夜郎的时间，大约是十个月左右。
二，李白诗文有诸多确证
李白一生诗作颇丰，流放夜郎期间的作品更是其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这些诗作中蕴含的地理信息、情感表达，成为他确至夜郎的直接铁证，绝非半途而返之人所能写出。
在《南流夜郎寄内》中，李白写道：
夜郎天外怨离居，
明月楼中音信疏。
北雁春归看欲尽，
南来不得豫章书。
诗中“夜郎天外”四字，精准描绘出夜郎地处西南边陲、偏远闭塞的地理特征，“音信疏”“不得豫章书”则体现出他身处贬所，与家人相隔万里、音讯难通的孤寂，这种深入骨髓的异乡漂泊之苦，只有真正抵达夜郎这片蛮荒之地才能体会，若只是在途中行进，断不会有如此深切的隔绝之感。
而在《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中写道：“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这里的“三载”并非虚指，应是从被判流放到获释放还的完整时间跨度，若未曾抵达夜郎，何来“三载夜郎还”之说？此外，《流夜郎题葵叶》中“惭君能卫足，叹我远移根”，以葵叶自比，感慨自己远离故土、流落夜郎的身世之悲；《流夜郎闻酺不预》中“汉酺闻奏钧天乐，愿得风吹到夜郎”，直白地写出自己身处夜郎，无缘听闻朝廷乐声的落寞，这些诗句均是李白身处夜郎贬所的真实心声，是其抵达夜郎的直接文学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流放途中与抵达夜郎后的诗作，情感基调有着明显差异：途中诗作多是流放路上的悲愁与迷茫，而抵达夜郎后的作品，更多是身处贬所的孤寂、思乡与对赦令的期盼，这种情感变化，印证了他从行程到定居贬所的过程，进一步坐实了确至夜郎的史实。
三，前人推断李白未至，论据并不充分。
事实上，北宋以前，李白流放至夜郎并无争议。但在北宋中期，文学大家曾巩突然提出：李白“乾元元年，终以污璘事长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这段文字，即是这段公案的始作俑者。后世如郭沫若等，采用了他的说法，使李白未至论，成为主流认识。
而曾巩之所以提出这个论断，主要是因为李白《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这首诗中的”半道”这两个字。曾巩认为，这个”半道”，即半路的意思。
但是以黎庶昌为代表的”已至”派指出，李白是长流夜郎，刑期三年以上甚至终生，这个”半道”，应该是没有服完刑期，中途赦回的意思。
加上前面所述的参考唐代流放制度及行程计算，我以为，李白确实到了夜郎。而且是贵州遵义桐梓夜郎，不是其它夜郎。
四，桐梓人民历经千年的集体记记
今天遵义市桐梓县境内，留存着大量与李白流放夜郎相关的文化遗存。
桐梓县夜郎坝、新站镇一带，是唐代夜郎县的核心区域，这里的太白故宅、太白泉、太白桥、望月台、怀白亭等遗迹，代代相传，均与李白息息相关。《四川旧志》《桐梓县志》均明确记载：“太白故宅，桐梓治北六十里”，明代嘉靖《贵州通志》也提及李白流放夜郎时途经黔北，留下诸多踪迹。清代康熙年间，四川学道王奕清途经桐梓，特意嘱托县令修葺太白碑亭，并撰写《重修太白亭记》，文中直言“唐供奉翰林太白李先生，曾以至德中谪居夜郎，故其地多公遗迹”，以官方身份印证了李白在桐梓的旅居史实。
又如横跨松坎河有太白桥，相传为李白流放途经时所经之处；石板溪附近有太白泉，泉水清冽，因李白曾在此饮水而得名；夜郎坝有太白望月台，是诗仙望月思乡、吟咏赋诗之地；新站镇有怀白亭、太白书院，更是后人为纪念李白而建。此外，桐梓当地诸多地名、民俗，都与李白流放的故事紧密相连，民间千百年来，也口耳相传着许多诗仙李白的轶事。
这些文化遗存，固然大多后世附会，但一个地方的文化记忆，尤其是集体记忆，绝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李白与夜郎，也是李白的夜郎。
五、诸多学者对“确至说”的考证
自从曾巩鼻子大过嘴巴，提出“未至说”，并且被后世不察，成为主流后，历代不乏严谨治学的学者，通过实地考证、文献梳理，重新提出李白确至夜郎的观点，形成了坚实的学术支撑，打破了主流定论的垄断。
其中代表者主要有：黎庶昌，周春元，王燕玉，胡大宇等人。他们深耕地方史研究，通过梳理地方志与唐代史料，明确主张李白抵达夜郎贬所，其考证兼顾地理、律法与诗文，极具说服力。其著作主要有：黎庶昌著《李白至夜郎考》，周春元教授著《李白流放夜郎考》、王燕玉教授著《辨李白长流夜郎的时地》，胡大宇先生著《李白与夜郎》等。他们从唐代地理区划、流放行程、诗文解读等多维度展开研究，以详实的论据证明李白流放的终点就是今桐梓县夜郎坝，这一观点得到国内诸多文史学者的认可，《中国流人史》等学术著作也采纳了李白确至夜郎的结论。
这些学者的研究，直指“未至说”的核心漏洞：既无视唐代流放的严格制度，也曲解李白诗文本意，更忽视地方史料与文化遗存。
六、文化价值：李白与夜郎对遵义桐梓的意义
李白的影响力跨越千年、遍布华夏，而他与夜郎、与桐梓的渊源，是遵义乃至贵州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这笔财富长期因学界争议被忽视、被埋没，这无疑是重大的文化遗憾。
对于桐梓而言，李白流放夜郎的史实，是地方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名片。李白在桐梓夜郎的足迹，当然应该在全国文化版图中占据一席之地。对于遵义而言，李白确至夜郎的史实，丰富了黔北文化的内涵，填补了唐代文学与地方史结合的空白，让遵义的历史文化脉络更为完整、更具底蕴。
希望我的这篇短文，能够让当道诸公和各位朋友，开始注意这个事情。让前面说的这个遗憾，有朝一日不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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