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林】学者、诗人、教授、文学评论家，大雷霆诗派创始人，唐诗之路诗歌学会副主席、丝路文化院副院长】
打造“唐诗之都”的一个重要收获
——论李亚光诗歌中的长安气象与生命韧性
评论员：陈东林
在西安倾力打造"唐诗之都"的文化战略背景下，诗人李亚光及其《潏水集》的出版无疑是一项令人振奋的重要收获。这位从长安县马王粮站走出的劳动者诗人，以其独特的人生轨迹和创作实践，为我们展现了古典诗歌传统在当代社会中的鲜活生命力。李亚光的诗歌创作不仅是个人才情的抒发，更是西安作为“唐诗之都”在当代持续孕育诗心、激活经典传统的生动体现。通过对其作品的深入解读，我们能够发现一条连接个人命运与地域文化、古典传统与当代生活的创造性路径，这对于理解“唐诗之都”建设的深层意义具有重要启示。一、个人史诗：从粮站职工到劳模诗人的生命韧度
李亚光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部充满张力的叙事诗。1969年出生于西安长安县农村的他，自幼体弱多病，却凭借刻苦读书考入陕西省粮食学校。1990年毕业分配时，他第一次深刻体会到“农家子弟的艰难处境”，这种切肤之痛后来成为他诗歌创作的重要情感底色。在《人生经历》中他回忆道：“当时接待我的是一个中年男子，听了我的想法后，不屑一顾的对我说：‘你还想留在韦曲？’这句话当时象刀子一样深深地刺痛了我。”这种来自生活深处的创伤体验，后来转化为《卖蔗翁》中“衣衫褴褛骨嶙峋，两手泥巴霜花踵”的深切同情，也催生了《伤继父歌》中“垢衣未记年，丽裳惊山村”的生命咏叹。
李亚光的诗歌创作与其说是文学爱好的延续，不如说是生命韧性的艺术呈现。在基层粮站工作的十五年间，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粮食系统的改革变迁，这些经历都转化为诗歌中的现实关怀。例如《咏田家》中“细雨催新麦，和风润麦苗。可怜麦将熟，一夕作牛草”的描写，既展现了对农民生活的深刻理解，也透露出对农业命运的忧思。这种基于亲身经历的创作，使他的诗歌避免了凌空虚蹈的弊病，始终保持着与大地的紧密联系。
2015年李亚光荣获“西安市劳动模范”称号的经历，让他的诗歌创作增添了新的维度。他将劳动者的视角与诗人的情怀完美结合，在《西安市劳模工匠赴杭州培训有诗》中写道：“金风行袂诣杭州，工匠精神泮宇求。”这种将个人荣誉转化为创作动力的能力，体现了其生命韧性的升华。更难得的是，即使在2023年被免去公司书记和经理职务的人生低谷，他依然在《且进茶》中写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经世当如此。闭凛冽，振雪衣。”这种豁达与坚韧，正是其诗歌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李亚光的诗歌创作历程印证了一个重要观点：真正的诗歌不是诞生于书斋，而是孕育于生活。他从一个农村孩子成长为劳模诗人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对“唐诗之都”建设理念的最好诠释——诗歌应该回归生活，回归人民。在《癸卯年夏初霁道中有怀》中，他写道：“谁悯耕夫苦，苍天自不知！”这种发自肺腑的呼喊，远比那些精雕细琢却无病呻吟的作品更有力量。二、在地书写：长安历史文脉的当代激活与重现
李亚光的诗歌创作与长安地域文化形成了深度的互文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对地理空间的描写上，更表现在对历史文脉的当代激活上。他的《潏水集》中大量作品都以长安的地理景观和历史遗迹为题材，但这些描写绝非简单的景物再现，而是融入了个人记忆与时代思考的创造性重现。
在《登神禾原》中，他写道：“神禾原，比樊川，风高鸟鸣麦秀田。塬下桃花香，山上雪陌寒。”这种对家乡地貌的深情描写，既承接了唐代田园诗的传统，又注入了当代人的生活体验。神禾原作为长安八水之潏河和滈河的分水岭，在李亚光的笔下不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承载着乡愁与记忆的文化符号。类似的还有《樊川行》中“回首流光十八年，蹉跎岁月履樊川”的感慨，诗人将个人的人生经历与地域空间相融合，使地理景观成为情感的载体。
更值得关注的是李亚光对长安历史人物的创造性书写。在《诣王维诗歌艺术馆参加张教授国柱先生<长安·唐诗之旅>韩国行分享会》中，他写道：“争知韩国行，喜聚摩诘馆。初临曹家村，篁翠菊烂漫。”将当代的文化交流活动与王维的诗歌传统相连接，体现了历史文脉的当代延续。而在《暮走樊川伫杜牧雕像前》中，他更直接与唐代诗人对话：“闲游川上一尊前，十里莺啼红绿鲜。猛志慨然江海去，昭陵恨隔几重烟。”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正是“唐诗之都”建设所倡导的“古今文脉贯通”的生动实践。
李亚光的在地书写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与农人闲聊》中，他敏锐地捕捉到当代农村的变化：“青壮走四海，老幼守暮房。荷锄践露早，垦田无一郎。”这种对农村空巢化现象的深刻观察，使他的诗歌既保持了古典形式的美感，又充满了现实关怀的温度。而在《闻甘肃地震》中，他写道：“撕心呼号破缁幕，口沫须臾立成冰。帐下凄然旷野立，瓦砾莫辨禽畜疯。”这种对自然灾害的即时书写，展现了一个诗人对时代苦难的敏感与担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亚光的诗歌创作与西安“唐诗之都”建设的五大工程形成了有趣的呼应。例如，他的《游塔尔寺前夜次榆中县城》等诗作，实际上是对“唐诗主题旅游线路”的文学实践；而《读<山海经>》等作品，则体现了“文化遗产保护提升工程”所倡导的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这种创作与城市文化建设的同频共振，使李亚光的诗歌成为“唐诗之都”建设的一个重要收获。三、文化启示：民间诗性力量对“唐诗之都”建设的意义
李亚光的诗歌创作对西安“唐诗之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启示。首先，他的创作实践证明了民间诗性力量在文化建设中的不可替代性。作为一个非专业出身的诗人，李亚光的创作始终保持着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这种“接地气”的特质正是官方文化建设工程往往缺乏的。在《退休后》中，他写道：“鸟雀独怜家，斜阳一径斜。花争园上菜，诗落杏边茶。”这种将诗歌融入日常生活的态度，恰恰是“唐诗之都”建设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让诗歌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李亚光的创作还提醒我们注意文化建设中的“双向激活”现象。一方面，西安的“唐诗之都”建设为像李亚光这样的民间诗人提供了更好的创作环境和展示平台；另一方面，这些民间诗人的创作成果又反过来丰富了“唐诗之都”的文化内涵。在《李亚光新作<潏潏水集>品研会在长安举行》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良性互动的成果：四十余位专家、学者、作家、诗人及书画家参与交流，共同探讨传统诗歌的当代发展。这种由下而上的文化创造力，正是“唐诗之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更重要的是，李亚光的诗歌体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能力。他的作品虽然采用古体诗的形式，但表达的内容和情感完全是当代的。在《网购》中，他写道：“屏点五洲物，门迎四海财。须臾驿使至，千里故人来。”将传统的诗歌形式与当代的网购体验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既古典又现代的美学效果。这种创新实践表明，“唐诗之都”建设不是要简单复制唐代的文化景观，而是要激活唐诗的创造性精神，让其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李亚光的诗歌创作还揭示了“唐诗之都”建设的深层文化逻辑。西安市政府提出的“唐诗之都”建设方案强调“将唐诗打造为国际化文化品牌”，而李亚光的《潏水集》品研会作为“西安建设'唐诗之都'系列文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展现出这种国际化潜力。丝绸之路国际诗人联合会主席王芳闻认为该诗集是“长安诗歌的重要收获”，实现了“古今文脉的贯通”。这种评价表明，李亚光的创作已经获得专业领域的认可，具备了走向更广阔舞台的潜力。
最后，李亚光的诗歌创作提示我们重新思考“唐诗之都”建设中“人”的位置。在推进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创意产业建设等具体工程时，我们不应忽视最核心的要素——诗人的创作活力。正如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炜评指出的，李亚光的诗坚守“格力正，情力真”的为诗之心，展现出扎实的传统文学修养。这种创作态度和能力的培养，或许比任何硬件投入都更为重要。只有当越来越多的普通市民像李亚光那样，将诗歌创作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唐诗之都”才能真正成为有生命力的文化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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