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的眼界和格局 文/顾艳(美国)

作者简介:

顾艳,国家一级作家,文学教授,博士,已出版著作29部。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原杭州大学)。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7年初赴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和夏威夷大学做访问学者。2009年至2012年,访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并被斯坦福大学东亚系邀请做以《历史叙事与文学虚构——辛亥革命的前世今生》为题的系列文学讲座。曾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大家》《钟山》《花城》《作家》等刊物发表作品,获过多种文学奖。有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散文选刊》、《诗歌选刊》等刊物选载。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夜上海》《灵魂的舞蹈》《辛亥风云》,小说集《无家可归》《艺术生涯》《九堡》等,曾任教于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现为北美作家协会学术部副主任,第一届北美东西文学奖评委,居美国华盛顿特区。

《一个作家的眼界和格局》(演讲稿)

各位朋友,大家好!谢谢你们的光临。我虽然九十年代就来美国,但真正定居下来已经到了2017年初夏。我非常感谢“极光文学系列讲座”主办方顾月华老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和朋友们在云端相遇,也让我有机会和朋友们分享我的经历、思想和感悟。同时,我也非常感谢陈瑞琳和蔡维忠两位老师把我介绍到北美文坛来,让我与这么多北美的作家朋友们相遇,咱们相遇是缘。

如果从我开始发表作品的1981年算起,今年正好四十周年。下面我分四个部分,一、“说说我自己”、二、“怀念我的井喷时代”、三、“回归写作后的思考”、四、“拓宽自己的写作领域”,来谈谈我四十年文学生涯中的一些经历和感悟。

一、说说我自己

我从小生长在杭州,但我们家的根基在上海。我出生时父亲已被打成“右派”,从上海下放到杭州了。这注定我的童年、少年都没有好日子过。我眼里的父亲就是一个苦涩的父亲。每天过着战战兢兢、生怕犯错又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检讨”的父亲。家里的空气极其压抑阴冷,无穷无尽的苦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着,熬了二十多年。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内心一直是忧郁苦闷和疼痛的。因为无形中有一根绳子捆绑着我,让我喘不过气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考入浙江大学中文系。大一时,我开始写诗。1981年3月,处女诗作发表在《北方文学》。接下来,我的诗歌和散文先后发表在《诗刊》《人民文学》《钟山》等杂志上。到了九十年代初,我在香港、台湾,东南亚及海外诗刊发表不少诗歌。印象中,每期都寄我刊物的有纽约《一行》诗刊。那时我每次收到《一行》诗刊,都感受到一种新的空气,一种诗歌精神。

1989年,我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火的雕像》,紧隔一两年我又出版了诗集《西子荷》与散文集《轻罗小扇》,直至现在我总共出版了诗集、散文集、小说集、长篇小说、评论集和传记等28部著作。

1997年初春,我访学于伯克利加州大学,一下子呼吸到自由空气;开始还有些无所适从,过了几个月才慢慢适应。因为我是从阴冷禁闭的环境里出来的,长年累月的逆境,让我养成了不大善于与人交往,没有笑脸,喜欢独处的个性。为此,我一直在学习,努力改变,摆脱阴影。后来,我在夏威夷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与那里的教授谈了一场恋爱。他热情开朗的性格,以及我们更多的是在哲学层面的交流和对话,让我在思想和感悟方面都有了大大提升,才扫除了郁积在心底的阴影,喜欢上了自由的空气、蔚蓝的大海和灿烂的阳光。

本来,我可以选择留在美国,从访问学者签证,申请读博转学生签证的,但是我还是回去了。因为我对政治比较敏感,觉得未来十年,将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尤其隔岸观火,还不如亲身经历,写出更多的作品来。再说那时孩子还小,我做不到长时间不在孩子身边。如果把小小孩子带到美国,照顾不全,会影响她的成长,读名校就无望了。后来事实证明,我的预测完全正确。尽管我在杭州那种环境里,有很多时光都是苦闷的、忧郁的,但正因为有那么多痛苦,我才有了源源不断的写作欲望。

到了2008年夏,我女儿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全额奖学金来到斯坦福大学读博士。她读博士的第二年,我也来到斯坦福大学访学,我一呆就是三年。期间,我还申请到奖学金,去了康奈尔大学进修文学写作。这时候我很想在美国申请读博,但终因父母年迈,牵累太多,换成了香港那边的在职博士。虽然不太理想,但拿到博士学位的那天,我还是很高兴,毕竟是自己的一份努力,一种心愿。

其实,我非常喜欢美国高校的环境,走在校园里内心充满自信。因此,开始我们一直住在学校公寓里。后来女儿有孩子后,我们才搬到校外的奥尔玛斯坦福公寓。我们在那租了一室一厅,租价是1750美元,现在也许不够了。到了2012年初夏,我访学结束,离开斯坦福大学回国时,把两岁的小外孙带回了杭州。

我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文革”开始不久,他们免不掉灾难,先后被批斗失去了生命。那时我八九岁,亲眼目睹了他们的整个过程。我到了十四五岁时,读了许多文学名著,就想成为作家,给外婆外公写一本书。我的外公外婆都是绍兴人,若干年后我果然以外公外婆为男女主人公,写了长篇历史小说《辛亥风云》。那是我长篇小说中比较厚重的一部书,全书40万字。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小时候的梦想。

其实,我的父母不搞文学,学的都是理科;但他们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和音乐修养。而我的祖父呢,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生活的时代,没有我父亲生活的时代那么倒霉。

我祖父顾立仁,小小少年就从海宁,到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读书。16岁中秀才第一名,后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毕业时榜为举人。我祖父的文学和书画得林琴南、陈衍等名家指导。由于这样的关系2012年4月,我从美国回到杭州时,偶然在《文艺报》看到一则撰写百位历史名人的消息。我望着赫然在目的名字,那些没认领的,还待作家们去认领。这时,我一眼就看见林纾这个名字。再看,他还没有被认领,我就有了要认领他的想法。

我的这个想法到了第二天晚上,感觉就越来越强烈,几乎有点按捺不住了。于是,我就给“丛书”编委会打电话,提出认领林纾的要求。他们告诉我:“申请认领,必须提交‘写作大纲’,并由专家组讨论。只有通过‘写作大纲’,才能开始进入下一步的工作。”

2013年9月,我经过一年多的资料收集工作,以及赴林纾福州老家实地考查后撰写的“林纾大纲”,顺利通过了专家组的论证。这就是说,我有资格写这本书了。

然而,我在大学教外国文学和写作这两门课。秋季的教学任务比较重,我就把写书的事儿,拖到了2014年的寒假。从开始收集资料、写大纲,到完成书稿,我整整三年都在为《林纾传》忙碌。

2015年4月,我在杭州完成了《林纾传》。我把书稿交到编委会,由文史专家和文学专家轮流评审。评审是极其严格的。我听朋友说,有些完成书稿的作者,最后没有通过评审,非常遗憾地不能出版。所以我有些紧张,因为我的写作习惯是一稿完成,基本不改动,只做文字润色。幸好,5月底,我来到美国华盛顿和李大学。这时候,我女儿已在华盛顿和李大学做临时教职。我在华盛顿和李大学的教师宿舍里,住了一个多月。我每天都提心吊胆地生怕书稿通不过,连走路都在回想书中的内容,以确定自己在文史方面没问题,再确定在文学方面亦无问题;內心才有了底气和自信。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与林纾同呼吸、共命运;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林纾由来已久,不仅因为他是我祖父在京师大学堂的老师,更重要的是他传奇的一生和独立的人格与品德。

我回到杭州不久,收到编委会对我书稿的回复,告诉我稍作修改,可以出版了。这让我十分欣喜和安慰。安慰的是,我竟然在教学,管病重的母亲,带孩子这样繁忙沉重的工作和生活中,完成了比较难写的《林纾传》,而且一稿通过。一种感恩的心,让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后来,我把书名改成《译界奇人——林纾传》,2016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责编是林金荣女士。

通过撰写《译界奇人——林纾传》,我对晚清和民初那段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理解。特别是作为“遺老”的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了短篇小说《荆生》《妖梦》后,激起了新文化阵营的义愤填膺、奋起讨伐的那段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和看法。说到底,林纾只是一个倔强耿直,为文学、学术和绘画贡献了毕生精力,为古文拼到生命最后一口气的老人。我特别钦佩他作为传统知识分子所具备并表现出的正直、独立和批判精神;以及他在翻译序跋中,所体现的学者的敏感和犀利。

《林纾传》完成后,我就停笔了。因为我母亲的脑退化病,越来越严重,到了大小便失禁的地步。父亲去世后,一直是我管着母亲的饮食起居等杂事。我几乎是我母亲的依靠,家里的保姆。那时我还在大学任教,还带着小外孙,每天都需要接送小朋友上幼儿园。晚上还要给母亲吃药、洗澡、洗衣服,给小朋友讲故事。那段时间,我还开始让小朋友学钢琴;并且一周一趟,带着孩子去上海音乐学院老师那里上钢琴课。后来,我母亲病重去世,我陷入极度的悲伤中,内心的疼痛,无以名状。

都说,孩子不能长久地离开父母。2017年5月,我和先生带着孩子回到了美国。这时候,我女儿已从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在大学做助理教授也已经两年多了。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就想着买房子。于是,我们看房子、买房子。买完房子,搬家;搬完家后,还去了纽约、洛杉矶、奥兰多等地旅游。旅游完了,我先生回杭州上班,我则留了下来。因为这年底我退休了,再也不用每年两边辛苦奔波了。

八月中旬,小学开学,我就承担了每天开车接送孩子上学的任务。同时,我还承担孩子中国小学课本的语文和数学的教学。我一教就教了他四年。疫情前,只要是双休天,我们还隔三差五地去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听音乐会或看戏。因此,我也没有顾得上写作。

如果说,2011年出版长篇小说《辛亥风云》后,我只是停笔了小说写作;那么,2015年4月完成《林纾传》后,我是真正停笔了五年。幸亏写作和教育相长,我的学生有考入国内名牌大学研究生的,也有在美国名校读博士的。而我带大的小外孙威廉小朋友,去年和今年在华盛顿参加的肖邦、巴赫钢琴比赛中,得到了8到10岁年龄组的二等奖和三等奖。这也算是我停笔后的安慰吧!

当然我不写作时,亦在写作。写作是个积累的过程。有时我也会想,我从前对写作的追求是一种智性表达。智性在语言表达里有四种:即,苏格拉底的死亡式、耶稣的神性式、孔子的虚幻式和佛陀的虚无式。那么如果我重新恢复写作,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发现和表达呢?

这就是我要思考的问题。

二、怀念我的井喷时代

说起井喷时代,就是我重要的创作时段。我觉得1998年,我从美国回杭州后,一直到2008年,这十年是我最重要的创作黄金期,也是我对创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一个人只有真正的热爱,才能豁出命去努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于文学也是一个大好时代。改革开放经历了商品经济大潮的洗礼后,纯文学重新崛起,并且变得更加成熟和自信,呈现出一派新面貌。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学作品,纷纷涌入中国文坛。各种现代派手法、思潮和作家作品,给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提供了丰富而新鲜的资源。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家及其作品,成为众多小说家学习、借鉴,甚至模仿的对象。这对中国当代小说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说,八十年代最热门的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就是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及卡夫卡、里尔克等作家的作品了。

我记得九十年代出版社也是很热闹的,出版各种名家丛书。最有影响的大概就是中国社科院著名评论家陈骏涛主编的《跨世纪文丛》,还有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她们文丛》。这两套丛书,收录的都是当年非常有影响的作家。《跨世纪文丛》收录有余华、苏童、史铁生、方方等,《她们文丛》收录有林白、海男、虹影、顾艳、徐坤、徐小斌等。我也十分幸运地加入了《她们文丛》,出版了小说集《无家可归》、散文集《欲望的火焰》和长篇小说《疼痛的飞翔》。我非常喜欢收集在《无家可归》里面的十多个中短篇小说,它们是我早期的小说,有着历史的印痕。自九十年代以来,陈骏涛先生一直是最关注我的评论家,也是评我小说最多的评论家。

《疼痛的飞翔》,是我长篇小说的第二部。第一部是1998年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杭州女人》。《杭州女人》是一部畅销书,一开始就印了两万册。小说主要表现杭州城里池青青和苏艺成,这两位年轻女性的悲剧性心灵探索。她们都是极富才情和魅力的知识女性,对历史与现世都有着男人话语世界之外的独立思考,并希望最终找到一个理想化的、既能体现女性个性,又能与社会交流的共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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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行为和情感过程是双重性的,既是对女性位置的不断确认,又是对诗意化人性存在的渴望与寻找。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我从池青青的激情幻灭和苏艺成的悲剧结局里,表达了当代女性的个性价值、文化境遇、角色定位,以及情感要求等诸多问题都不可能孤立存在的。它们归根结底,还是要体现生存状态和人性自由生长的渴望。我觉得《杭州女人》,之所以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一是故事内容渴望自由,二是叙述语言明快清丽,三是小说气味有着我自己的独特色彩。

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疼痛的飞翔》,引起不少女性文学专家的关注,还获了一个中国女性文学的奖项。这部书主要关注女性的成长和命运,有着成长中的坎坷、磨难和滴着血的疼痛;同时也描述了灵魂的困境和心灵升腾的图景。那些年,由于我本人的内心“疼痛”,除了这个长篇,我还写了好几个有关“疼痛”的中短篇小说。

《疼痛的飞翔》之后,我写长篇小说,一发而不可收拾。几乎马不停蹄,先后出版了十部长篇小说。《夜上海》如同《杭州女人》那样,比较畅销。《新民晚报》《杨子晚报》等十多家报纸副刊,连载了这部小说;还在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了台湾版。小说主要讲述上海多变的情调及性爱观、感情观,以及四方才俊在大上海创业的失败和成功、悲苦与欢乐的故事。小说在叙述和描写当代人物中,还穿插了20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描写。新旧映照,对比与反衬,使作品有了艺术张力。

其实,小说要在不断求变中,更新、生存,才能开拓出一片灿烂的天空。如何把长篇小说写好,有很多讲究。我们建造房子,首先要发现和挑选上好的合适的材料。有了取舍好的材料,那么长篇小说调子、节奏、语感是至关重要的。写作这东西,最重要的还是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吻合。也就是我们内心流淌的东西,包括气质、经历、修养,阅历、性格和我们选择的外在的东西,是否相符合、相和谐。如果相符合、相和谐,也许写起来就顺手些。近观笔墨,远观气质,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长篇小说《灵魂的舞蹈》,也是我长篇小说中的一部重要作品。中国作协副主席,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主任张炯先生这么评论道:“《灵魂的舞蹈》是顾艳的新作。它描写一个叫凯瑞的知识女性大半生人生历程,以如歌如诉、如诗如画的笔墨,倾诉女主人公心灵的曲折和情感的波澜;倾诉她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也倾诉她的落寞和孤独,倾诉她对人生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期待……《灵魂的舞蹈》表现了诗性的、思索的一面。从反映整个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还是非常不错的。它的动人之处,正在于它的艺术真实。我们祝贺这部小说所达到的成就……”

这是张炯先生的评论,后来这评论还被翻译成了英文。但我自己对这个小说的主要表达,是通过成长与衰老、爱与不爱、拥有与失去;让人物面对巨大的空虚,真正触摸命运的无限和高远。因此,埋藏在小说理智、冷静、尖锐内核中的是一片破碎和悲伤。

人生不过是西西绪斯没有意义的劳作,不过是叔本华笔下在无聊和痛苦中摇摆的钟摆;而爱情,也左右不过一场离合。离则伤情一生,合则后悔一生;当爱情进入到世俗的婚姻里,互相厌倦到底是一种逃脱不掉的宿命。凯瑞与余叶的爱情、阿芒与徐赛玲的爱情……莫不如此。在找不到爱情的出路,我只好让阿芒被车祸夺去生命,让他在爱情中永生,而让女主人活在无穷无尽的思念中。然而,即使有爱,在灵魂巨大的空虚面前,我们尽管可以保持心灵的超然和淡定,但依然难以说清痛苦有多大,孤独有多深?因此,《灵魂的舞蹈》面对的是无可逃脱的命运,以及生活最终极的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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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06年暑假,莫干山管理局的杨局长非常好客地邀请我去避暑休息。我呢,天生是个劳络命,提出让他们带我去附近有历史感、有古迹的村庄看看。杨局长想来想去,最后说:“我们附近有个荻港村。”

果然,荻港村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村庄,历史遺迹随处可见。我一下就决定,这是我的下一部长篇小说。后来,我与省作协签约了撰写长篇小说《荻港村》的合同,再后来该书的选题又被选入中国作家协会的重点扶植作品。那时候,我就马不停步地到湖州荻港村采访去了。

我先后去荻港村采访多次,渐渐地我对那块土地有了很多感情。因此,我写一位百岁老人的一生,写起来非常顺利。可以说,2007年这一整年,我几乎一天都没有休息。整个人都沉浸在写作中,与书中人物共命运。这部书,最先发表在《红岩》杂志2008年的三期和五期上。2008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就是我从写长篇都市小说,跨越到写长篇农村小说的一个过程。

现为《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先生,当年为《荻港村》写了一篇题为《苍凉而壮丽的乡土史诗——顾艳〈荻港村〉读后》的长篇评论文章,发表在2008年12月16日的《文艺报》上。他在文章中有这么一段阐释:

《荻港村》力图叙写浙江农村的百年风云与沧海桑田改易中的人性呈现。作者始终以荻港村这个湖州地域的村庄为聚焦点,通过荻港村自一九一八年至二00三年的村貌风俗与人生百态的演绎,谱写出一部乡土史诗。百年风云变幻尽收眼底。百岁老人作为贯穿全书的重要人物,个性鲜明,一生坎坷,是个有理想有血性的革命者。他不是英雄人物,他遭受过很多灾难,但他努力争取积极向上。作者着力刻画这个人物,进而从他身上折射出许多性格迥异的人物。语言流畅生动,具有古典迤逦、优雅闲适的语言文风。

后来,《荻港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邮寄到荻港村时,整个村庄都沸腾了,村民们高兴极了。那个村庄负责文化旅游的章金财先生,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要开《荻港村》新书的新闻发布会,这是我们村庄的荣耀,你来参加吧,你千万拨出时间来参加。”然而,我婉拒了。因为书出版了,就上了社会的轨道,就有着它自己的命运,无论好坏,它就像一个有生命的载体,去面对一切;而我的目标就是撰写下一部书稿。

因此《荻港村》之后,我几乎没有休息,就着手长篇历史小说《辛亥风云》的写作。自从1998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杭州女人》后,我就酝酿着想写《辛亥风云》这部书,然而总是一拖再拖,其主要原因是觉得自己笔力不够,火候不到,写不了那么厚重的作品。因此,那时候写了个书名就束之高阁。直到2005年,我又有想写它的感觉,当时手头正在写长篇小说《灵魂的舞蹈》。于是,一边写《灵魂的舞蹈》,一边搜集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然而读那些辛亥革命的资料,远没有小时候听外婆、外公讲的故事来得生动。我想如果没有新意,大家都知道的历史,我要写它干嘛呢?

写完长篇小说《灵魂的舞蹈》的两年里,我写了一部评传,一部长篇小说。到了2008年底,《辛亥风云》的创作激情再一次闪现,这时构思已基本成熟。所以,这种历史题材的大部头作品,准备工作相当漫长,有些历史史实必须亲自去采访。我在慢慢准备的过程中,就像个孕妇,一天天在肚子里孕育着辛亥革命的故事。直到有一天,忽然觉得已经蕴酿成熟,我就开始了这部书的写作。这时已到了2009年的元旦,我写下这样的开头:

沈鸿庆刚娶了媳妇,蜜月还没有度完,就去蒙馆给孩子们上课了。在私塾里担任教师才一年的他,给这所蒙馆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勤耕读”书屋。他家离“勤耕读”书屋只两里路,每次他都像老先生那样捧着紫茶壶去。他光光的额头后面拖着一条长辫子,走在沿河的青石板路上,冬日里凛冽的西北风呼呼地吹来,让他的鼻子冻得通红。尽管新娘子邬爱香,给他编织了黑色的长长的粗毛围巾,可他却压在箱底里舍不得围。

写完了第一小节,我便知道我写的《辛亥风云》,将是一部超历史小说的原始风情画。也就是说,我不是仅仅以真实的历史人物来写历史小说,还有不少虚构人物。我并没有用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来做男女主人公,而是以有原型的同时又通过艺术加工的小人物来做全书的男女主人公;并且以绍兴为主要地域而展开故事,这就给了我既熟悉又陌生的想象与驰骋空间。我把自己融入于男女主人公里,呼吸着他们的呼吸,感觉着他们的感觉,开始与历史人物对话。

然而在读了大量的史料和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籍后,我发现1904年11月在上海诞生的光复会以及光复会成员,并没有被后人引起足够的重视。尽管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在日本联合湖南的华兴会和浙江的光复会成立了同盟会,但光复会后来的自行消亡,以及光复会重要领导人的性格很值得研究。于是,我就把这部长篇小说,定位在光复会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上。除了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光复会成员中的重要历史名人都成了我笔下的人物。而我呢,就把这些历史名人还原成日常生活中有激情、有信仰的普通人。在这个基础上与他们交流,我感到趣味无穷。同时我透过他们的视野、感觉和信仰,便感觉到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革命热情,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

我的笔墨透过男主人公沈鸿庆,而走进了辛亥革命前后二十年。沉浸在小说创作中,与历史人物交流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因为,我与他们的对话不是冷板的硬生生的资料,而是赋予了血液和空气。当然除了男性革命者,我的小说里还有女性革命者。我在书中着重表现“革命”及“革命者”的复杂性,以及普通人的多样性。在性别观念上,我用现代意识观照,使之无论历史上真实的女性革命者,还是我虚构的女性劳动者,都有她们各自的独特魅力和韵味。

2009年秋,我写完了上半部书稿,就到斯坦福大学访学去了,一直到2012年才回杭州。其实,在美国是非常忙碌的,我有些担心下半部书稿,是否能比较好的衔接起来。因为这下半部书稿,跟随我行走了不少地方。秋天从杭州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夏天我又从斯坦福大学,来到了康奈尔大学进修文学写作。在英语世界里,很多个夜晚我都在图书馆里写着我的长篇小说《辛亥风云》。

幸运的是书稿完成后,我把书稿传给了几个同行朋友,他们都觉得前后连贯,没有断“气”的感觉。《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先生阅读后,给予了肯定和支持。2011年6月辟出版面刊登了这部小说。2011年9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辛亥风云》。与此同时,我被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中心邀请,作了题为《历史叙事与文学虚构——辛亥革命的前世今生》的专题讲座,受到了教授和学生们的欢迎和好评。

那时候,我发现海外的学者和学生,对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的这段历史非常感兴趣。有一华裔导演不会讲中文,却拍了一部《秋瑾》的电影,据说蛮受欢迎。后来,我发现评论家刘涛博士对《辛亥风云》的评论条缕清晰,在对我这部小说的写作技巧处理上,阐释得尤其细致到位。

现在回想起来,那井喷时代的十年,除了长篇小说的写作,我还写中短篇小说和诗歌散文。因此这十年中,我还出版了两部小说集,四部散文集,一部评传,一部诗集。真是耗尽了心血,但内心也是极其快乐的。我曾在长篇小说《灵魂的舞蹈》后记里这样写道:

“如果说写长篇小说,是一次精神上淋漓尽致的释放和远游;不如说是灵魂与躯体的一次真正图腾。它把我们掏空后,让我们变得轻盈。仿佛风一吹,我们的身体就会轻盈地飞起来了。飞翔的感觉真好。所以,我们一次次豁出命去飞翔。那些被刺痛后,带着伤口滴着血飞翔的日子,是真正的飞翔,它让我永远缅怀和追忆。”

事实,的确是这样的。那时候,每写完一部大部头的作品,我都会发一次高烧,瘦一圈,好像把自己掏空了。

三、“回归写作后的思考”

去年3月底,美国疫情宅家时,我不用早晚开车接送孩子,觉得可以恢复写作了。我最先恢复写作的是诗歌。去年3月底到5月初,我每天写一首诗,作为恢复写作初期的文字练笔。

在恢复写作的一年里,我也恢复了我从前的勤奋。诗歌、散文、小说,齐头并进,只差没恢复写评论了。因为不同的体裁,是不同的表达。有时内心的情感强烈时,就想写写诗。有时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表达出来就是一篇小散文。当然沉浸在小说想象里,暂时逃离生活中的现实,之于我是一种精神世界进入海洋的感觉。仿佛让我枯燥乏味的生活涂上了色彩,实在是件美好的事。从前我只要进入写作,进入到自己的精神世界,心情总是不错的。

一年来,我所写的近作里,也有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比如:散文《在我的苦难尽头有一扇门》,小说《阿忠的遺嘱》。确切些说,短篇小说《阿忠的遺嘱》,不是新移民小说,它是一篇描写战争的小说。我一向比较喜欢军旅小说,也许我从前是军嫂吧!我的先生曾经真枪实弹地在越南前线打仗。子弹“唰唰唰”地从他身边飞过。那种军人的勇气和力量,在战场上毫无疑问地展现出来。我看着他那些枪林弹雨中的战地照片,就会想起他曾经告诉我一个士兵迷路的事。然后我把这细节用到小说里,就变成这样了:

夜色越来越黑,伸手不见五指,世界仿佛变成一片朦胧的色块。我不知不觉掉进了一个弹坑,爬出来时,前面的士兵不见了。我拼命往前走,意识到我迷路了。漆黑的夜晚,只有孤独笼罩着我,死死地纠缠着我,使我无法摆脱。我越走越快,弹坑里的水荡漾着泥土、硝烟和青草的气息。此时,我不知道自己的方位,我该往哪里走?前方很安静,无数密密麻麻的树林,在我眼前无声地疯长起来。我仿佛看见天空缓缓坠落的躯体,无头、无臂、无腿;还有那些色彩缤纷的内脏散落下来。这个怪诞的场景,让我想到了遗嘱,想到了战争前不少士兵的遗嘱。

这样的描写就有了氛围和场景的烘托,让读者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无论这个战士是马革裹尸,抑或是劫后余生,作为军人,这时候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再重要了。军旅小说,对于女性的我来说,给了我许多硬朗的内核。小说,是建立在虚构的艺术真实里的。起码我们所写的东西要合乎逻辑,合乎其存在的理由。

小说虽然不是抒情诗,需要强烈的感情来支撑;但小说不能缺乏内在的感情。内在的感情就像一股气流,是否与你笔下的人物想融洽,实在取决于你的眼界。一个作家的眼界至关重要,它决定着你认知的高度和广度。

疫情期间,孩子在家里上网课,我没办法有大块的时间坐下来写作。因此,短篇小说就成了我的首选。但要把短篇小说写好,确实不容易。我读过不少短篇小说家的小说,譬如:契可夫、欧.亨利、卡尔维诺、雷蒙德.卡佛,还有汪曾祺的小说等等。这些作家的短篇小说有的诗意、有的简约,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风格。但无论哪一种风格,其语言、结构,还是在内容意蕴方面,都有着比中长篇小说更为苛刻的要求。如果我们把短篇小说,看成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那么作家就需要有高超的艺术审美力,以及智性的思维表达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掌控和驾驭好万把字的小说空间。

当然道理大家都懂的,就是写起来难。一部优秀的短篇小说,除了结构上的统一、紧凑和重点突出,还需要在有限的文本中,蕴藉着无穷的艺术感知和审美韵味。也就是让读者品味到你语流中,那浓浓的艺术质感。这就需要长年累月地进行阅读和写作训练。说实话,一个优秀成熟的作家,基本都是博览群书,也是经过几百万字的写作训练的。但就是这样,如果没有才华和艺术感觉,那么写出来的小说也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怎样才能写出好的短篇小说呢?我记得俄国的帕乌斯托夫斯基说过:“任何一个短篇小说,如果不能抽出某一部分,不能把它挪到另外的地方,不能去掉一个角色,否则一切都将崩溃,那么这个短篇小说的结构就是正确的。”我觉得短篇小说写不好,关键还是结构问题。就好比盖房子,地基不牢固,房子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其实,我恢复写作后的头两个月,都在写诗歌和散文。我每天写一首诗,贴在微信朋友圈。后来《钱江晚报》开了个散文专栏,也开始给《今晚报》《新民晚报》《北京晚报》写读书随笔和散文。我重新开始短篇小说写作后,一口气写了五六个,全部控制在万把字内。先后发表在《作家》、《湖南文学》、《百花洲》、华盛顿的《华府新闻日报》等刊物上。

我忽然觉得我在美国其实很多年了。从1997年初来美国访学后,我基本是中国和美国来来往往的,积累的素材一大把。特别对来美读文科博士的留学生,有比较多的了解。他们各有各的困境和难处,漫长的读博生涯,即使拿到博士学位,找教职仍然是件非常困难和痛苦的事。因此,我有一种想写写他们的欲望。

如今新移民文学在国内主流文坛,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我找了一些海外作家的作品来阅读和学习,发现各有各的视角和表达,但由于作家的天赋不一样,表达的东西也就不一样了。不过归根结底,每个作家都只有抓住自己的那个“我”,自己的那一份天赋和诚实,表达起来才能得心应手,才是独特的。我想新移民文学的独特性,根基就在于此吧!

自去年12月以来,我写了四五个新移民题材的短篇小说。我选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玫瑰园草地》和大家简单交流一下。这个小说讲的是“外嫁女”丈夫丢孩子的故事。因为夫妻有着不同国别,就有了更复杂的背景。我写小说都有原型,但并非生活实录,是一种提炼,赋予某种意义。十年前,我的表弟,他们的独生女儿失踪了。我发表在今年3月《作家》上的《迷途》是写孩子失踪后父亲的感受。而这个《玫瑰园草地》我搬了个地域,把它放到美国的环境里来讲述丢孩子后的矛盾冲突,以及华裔女主人公独立自强,敢于发声,掌控着家里的主动权。

这个小说,我以寻找失踪女儿为小说叙事框架,描述了这对夫妻遇到危机时不同的人生态度。因此,小说展开的过程,就是这对夫妻不断互相发现的过程。从而在虚与实的艺术转换之间,故事超越了现实的隐喻意义。

写好短篇小说不容易。我思索着,努力着。每一个写作时间段,我都想在思想上、技巧上有所提高。这就需要眼界,品位和格调。我希望把短篇小说写得像诗歌那样精致。当然,比之短篇,我更喜欢写长篇小说。在长篇小说那里,我的想象可以很过瘾地腾云驾雾。我可以与我的人物交流,或喜或悲,感同身受,不需要像写短篇小说那么克制。当然,克制是一种能力。短篇小说,就是培养作家这种能力的。

四、拓宽自己的写作领域

一个作家,拓宽自己的写作领域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尝试,就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我最早一本是由作家方方推荐我写的《到莫干山看老墅》,(2003年1月,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这不是纯粹的随笔。它需要具有建筑和历史的知识,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记得2001年,我写它时,每完成一篇就电邮给宗仁发先生,他看后觉得不错,将文章发表在了《作家》杂志上。几乎把一本书的书稿,都发表在《作家》杂志上了,得到了许多同行们的好评。

《到莫干山看老别墅》出版后,2003年12月,我和作家艾云在哈尔滨开会,同住一室,她约我写一篇迟子建的印象记,发表到她编辑的《作品》杂志上。我欣然同意。没想到这一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拾。

接下来的日子,我写了铁凝、方方、张洁、林白、莫言、余华、陈思和,陈骏涛、陈平原,夏晓虹等作家和学者的印象记,本来决定写20位作家和20位学者的印象记,结果杂志催稿急,我来不及写,就约上了当年还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我女儿解芳一起写。因为我熟悉的作家和学者,基本上她也熟悉。就这样,我们一共写了40位作家和学者的印象记,发表在当年的各种刊物上。多年后,我想起来把这个印象记出书时,出版社已经不可能出一本很厚的书了,也不可能同时出一本作家印象记,一本学者印象记。所以我只能忍痛割爱,取掉了一些纯粹做学术的学者印象记;把这本书做成了作家印象记,取书名为:《早安,写作》。

记得,2006年元旦过后的第三天,我就飞北京去了。因为,我女儿要出国留学考GRE,我就飞过去陪伴她。也因为马上要放寒假了,我可以住在她寝室里,可以在学校的食堂吃饭,可以在北京住一段时间。当然更令我乐意的是,每天可以徜徉在北京大学校园。我从燕南园低矮古旧的灰墙外走过去时,会情不自禁地向园子里张望那些形体各异、小巧玲珑的别墅式精舍,还有幽深的绿树、翠竹和扶疏。小小的燕南园,住着十多户人家,却是极其静谧的。仿佛有看不见的幽邃学魂,与敬业精神的气韵,在园林深处隐匿着,放射出无形却强悍的教诲和感召力。在宁静的氛围中,神秘、空寂、孤独、苍凉还有落寞,都使我感到这里是产生思想的地方。

北京的冬天屋子里温暖如春,写作不用像杭州那样手里抱个热水袋。寒假里,我女儿的同学袁一丹回老家去了,她让我用她的书桌,睡她的床。于是我女儿复习功课,我因为与出版社签约了出版迟子建散文评论集的合同,便坐在袁一丹的书桌前,写着尚未完成的几篇评论。

到了晚上,寝室里非常安静。同学们大部分都回家过新年去了,而我们却要留在学校里。到了年三十,学校给每位留校学生发一盆大鱼大肉和蔬菜的年夜饭,足够我们两个人吃了。我们一边吃,一边听着北京年三十晚的鞭炮声。这时我想我和女儿团聚在北京,日后女儿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养孩子,尊重孩子,莫过于此了。

从北京回来,已到了2006年的春天。冬天过去了,杭州已春暖花开,真是一个好季节。我手头的迟子建散文评论集,已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寝室里完成了。此刻,也正是我需要悠闲地休息一阵的时候,可是我实在是个劳碌命。我去了上海,当然不是游玩,而是带着对自己的挑战写一部《陈思和评传》,采访当年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思和教授。

那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去上海。我在《去上海》的诗歌中这样写道:“穿过广场/沥青的路面涂满橙色/我走进车站/四月,海绵般饱满的心情/春意阑珊……”

采访回来,我正好与刘醒龙同坐一列火车到杭州。他是经上海到杭州演讲来的。下了火车,我和他同去了杭州文化圈著名的纯真年代书吧。书吧主人,是当年的浙江文学院盛子潮院长夫人朱锦绣。我们在书吧里吃了味道很好的面条,还与盛子潮、谢鲁渤一起喝茶聊天到深夜,我这才打道回府。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已故浙江文学院院长盛子潮先生。1986年秋,在富春江的一个笔会上我与他相识。1990年,我开始写小说,他对我的小说创作颇为关注。如果说,著名作家叶楠(叶楠是电影《甲午风云》的作者,他和白桦是孪生兄弟。)是第一个给我写小说评论的作家,那么毫无疑问盛子潮就是第一个给我写小说评论的评论家。他写的《心灵作琴——顾艳小说读后》,至今都让我非常喜欢。

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初,文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纯粹的。1998年10月,盛子潮作为当时的浙江文学院院长,为我的小说创作主持和召开了“顾艳作品研讨会”,还请来了中国社科院著名评论家陈骏涛先生等专家来杭州出席会议。到了2001年,也是在他的关注下,我和作家艾伟成为第一批合同制专业作家。这样我就可以不用上班,全身心地投入创作,确实写了不少作品。后来,我忙于写作和琐事,又美国中国来回跑,与他的交往就不多了。现在斯人已去世近八年,余韵犹存,想起来为他的英年早逝心痛婉惜。

2006年春天,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陈思和评传》中去了。其实,写陈思和的评传,确实有相当的难度。好在我一直在读他的书。我和他1998年秋天相遇,他给我寄来他出版的新书,有随笔集,也有论著等。读多了他的书,大概在无意识中,内心积累了不少东西。我最感兴趣的是做他的研究不仅要面对他这个独特的个体,而且还要面对中国当代一段特殊的历史。这就是我认为很有价值的地方,也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当然说到底,在写作上,也是我对难度的一种挑战。

全书开篇时,我写了个前言,其中结尾一段是这么写的:“为陈思和写评传,是一件冒险而责任重大的事情。幸好我们是同时代人,目睹了社会变革中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历史场景。我并不奢望对陈思和的理论体系做出面面俱到的考察和一无遺漏的探讨。我将着重在阐释他的思想和精神历程方面做些努力,摒除按部就班的生活罗列,力图谈些主要东西,并尽可能地谈得充分一些。”

那时候,我《前言》写完电邮给陈思和教授,他读完后非常满意,这给了我不少自信和力量。我将全书设置了十四个章节,一个前言,一个结语。整体感不错,也厚重,还取了个很好听又有内涵的书名:《让苦恼变成海与森林——陈思和评传》。总之,我自己觉得蛮满意的。

写完全书后,我又电邮给陈思和教授,他看后同样非常满意。我就给《芳草》杂志投稿了。2006年11月,《芳草》杂志第四期全文发表了我撰写的《让苦恼变成海与森林——陈思和评传》。发表后反响不错,得到了陈思和教授的肯定和同行们的认同。2009年3月,武汉出版社出版了该书,让我十分欣慰。

后来,作家张国庆读过《让苦恼变成海与森林——陈思和评传》后,写了评论文章,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顾艳要把陈思和写清楚,首先要把一段热烈而芜杂的历史写清楚,把历史中林林总总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写清楚。仅仅写清楚当然不够,还要写得准确并尽可能做到透彻。顾艳的工作之繁重艰难,可想而知。然而,顾艳知难而进。她本可以在驾轻就熟的创作道路上乘胜前进,可是她忽然停住,转而写作陈思和评传。她的这次选择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因为要把这本书写好相当艰难。我想,顾艳是想通过对陈思和个案的研究,总结出其方式、重要意义,以及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与前进的步伐。

顾艳有足够丰富的创作体验,她在个人的文学创作经历中,有足够多的思考。所以,对陈思和的研究成果,就更能领会其意义; 对陈思和道路及其方式,更能体察出其非同凡响之处。所以,我认为,这本陈思和评传,不仅是有关陈思和学术成就的分析与评论,更是一本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历程的重要作品。人们会从陈思和评传中,获得很多文学研究与创作的深刻启发。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隐藏的潜能,只要善于挖掘,肯定能让自己平凡的生活,增添不少亮色。这书之后,我还写了一本教育书《孩子,你如此美》,谈怎么教育孩子的,是本畅销书。后来不少媒体和学校让我去做演讲,我都一一婉拒了。因为书出版了,我的教育经验都在书中和读者分享了,没必要再去演讲了。

四十年的文学生涯,弹指一挥间。我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再写上若干年,也希望自己越写越好。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021年4月15日于美国莱克星顿
2021年4月29日“北美极光文学系列讲座第14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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