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文化资讯】就在刚刚10月8日，2021 年诺贝尔和平奖揭晓，菲律宾的玛丽亚·雷萨（Maria Ressa）
和俄罗斯的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获此殊荣，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740.9万元）“因为他们为维护言论自由所做的努力，这是民主和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
而提起诺贝尔和平奖，在此奖项的被提名者中，曾经有一位唯一 来自中国的女性。她曾被来自全世界，24个国家的300多知名人士联合举荐。别人都是一生一世活着，可她这辈子却活出了“三生三世”，如今96岁的她，惊艳了时光，也留下了一段不朽的传奇！她，就是聂华苓。
1925年1月11日，她出生于湖北一个诗书礼义之家，父亲是贵州保安司令，母亲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而这表面看来岁月静好的幸福，其实是一场婚姻骗局。母亲生下她七八个月时，竟发现父亲原来早有妻儿！母亲气愤不已，甚至想要吞金自尽，可是看到尚在襁褓里的女儿，只能含泪隐忍不发。在她刚懂事的时候，就知道父亲有两个妻子，“妈妈你是孙太太，爹爹还有一个张太太，我们住汉口，他们住武昌。”谁能料到，母亲婚姻的隐痛，多年后竟也成了她的不幸。在这个大家族里，尽管父母关系冷淡，但好在父亲有官职在身，日子还算安稳，然而这种“不识愁滋味”的日子，很快便被炮火炸得粉碎。
九一八事变后战火四起，一家人跟着父亲东躲西藏。11岁那年，父亲在战乱中不幸被枪杀，同父异母的大哥马上与母亲争夺家产，最后她和母亲，还有3个月大的弟弟，都被赶出了聂家。
孤儿寡母流落到宜昌，母亲将希望寄托在了她的身上：“苓儿，我送你去四川读书。”她一听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大哭：“我不走！”母亲一狠心：“你非走不可，不读书没有未来，我们一家人都活不了命！”
那年她才14岁，孤身一人搭上小船，母亲孤立岸上连连招手：“冷暖小心，不要挂念家，专心读书。”之后，在模糊的泪水中，她走向未知渺茫的人生。她去了长寿国立第十二中学，正逢抗战，日子过得很苦，经常没饭吃，而比起物质的短缺，学生们精神上更是陷入混乱，每天都在“为中国向何处去”而掐架，有人会在讨论结束时突然关灯，没人能看见谁是谁，胡乱抓着人就猛踹，只听被打的人哀嚎：别打我，我们是同寝室的朋友啊！荒谬混乱，可笑又可悲的情形下，一向喜爱文学的她，心里仿佛有什么要流淌出来。
她写下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变形虫》，“一切都乱糟糟的，所有东西都在变。”更糟糕的是，战火的波及，让她不得不随大众一路流亡，武汉，重庆，南京，北平……可她不知道，这只是她一生漫长漂泊的开始！1948年中央国立大学毕业后，在家人催促下，她选择与同学王正路步入婚姻，然而这段婚姻并没有爱，只是两个人的报团取暖，能比一个人的冷暖自知好一些而已。
第二年，她一家随着流亡的人群，辗转来到台湾，窝在小小的房子里，有时碰上台风刮过，薄板房子会震得咯吱响，像是随时会开裂。丈夫承受不了这种贫瘠生活带来的压力，一度颓废，母亲年事已高，又有幼弟要养，她只能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在这陌生的环境里，她如蜉蝣寄身无所适从，迫切地想要从时代的分裂中，找到曾经家国的归属感。当时《自由中国》杂志正在招编辑，她一听这是批评台湾时政的杂志，马上选择了加入。
在这里，她接触的全都是林海音的小说、梁实秋的散文与余光中的诗句，前辈字里行间的嶙峋风骨，一点点感染着她。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为了养家，她需要同时兼任两份工作，白天在杂志社当编辑，晚上要去英文补习班教课。而那时她还怀着身孕，每天费力踩着自行车上下班。身体上的辛劳或可承受，但情感上的打击，却让她一度哀伤不已。她和丈夫的关系渐渐水火不容，本来就无太多情感，在加上丈夫传统，连她坐下来陪同客人聊天时，也被视作不守家规。八年来他们一直争吵不休，丈夫一气之下，竟抛下她和孩子，远去美国。
屋漏偏逢连夜雨，丈夫刚走没多久，她就收到大弟汉仲，飞机失事发生意外的噩耗，可还没等她办完丧事，“白色恐怖”就蔓延到她的身边……因为蒋介石七十大寿时，《自由中国》一连七版发表文章批评蒋，轰动全球也触怒了当局。
1960年的一天，《自由中国》杂志社长雷震，与三个同事突然被捕，杂志也被当局禁止发行，而她也整日受到严密监视。随时都可能被逮捕，活在“下一个就是她”的阴霾之中，在这风声鹤唳的情况下，她仍无比倔强：你们可以抓我，却不能剥夺我说话写字的权利！她依旧笔耕不辍，写下了《翡翠猫》《失去的金铃子》等小说，以笔为剑，表达她的感时忧国、爱恨自由。但苦难命运还是给她重重一击，母亲的去世，让她支离破碎的心又雪上加霜，
母亲走后，她和孩子在失落和恐惧中咬牙坚持，但她不肯求助于人，害怕拖累朋友。国民党当局对她的几次打压，更让她痛到了极点，她是他们眼中的“外人”，这里不是她的归属，她说：“我真是非常非常地孤独。”许是承受的苦痛太多太多，冥冥之中，她遇到了一个能带给她光明和希望的男人。他叫保罗·安格尔，一个高大英俊的美国现代派诗人，在一次美国文化参赞举办的酒会上，他们第一次相遇。他幽默爽朗，她娇小美丽，第一眼他就无法自拔。
他开始了热烈的追求，她和他讲创作，讲独自抚养孩子，他吃惊于一个女人，经历过那么多生活的狂风巨浪，眼神里依然充满智慧，竟仍能活得如此坚强。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有一天，漫天繁星下保罗对她说：“我想一直、一直、一直见到你，和我回爱荷华好吗？”她为他一直以来的深情所感动，她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放心依靠的男人。只是，真的要和他去美国吗？她不舍得离开祖国的土地，可形势越来越险恶，大陆回不去，台湾没有容身之处，前方是爱人的呼唤，身后是时代的逼迫，但是真的不想再漂泊了，就这样纠结了足足一年，最后她还是选择了随爱而去。而这一次的流浪之旅，让她终于摆脱以前的苦闷和黑暗，走向了欢喜和光明。
在美国和保罗结婚后，她的余生和他再也不可分割。保罗扭伤脚休养，她就在他身旁悉心照顾，她端茶递水、满怀柔情，每一个细节都让他觉得有情有趣；伤好后他远行欧洲，一进旅馆她的信已经等在那儿，她写道：“再热闹的场合，因为没有你，就觉得萧瑟冷清。”孤身在外两个月，等信、看信成了他最幸福的事。她的生活平静而美好，但那对祖国割舍不断的愁绪，每日都萦绕在她的心头。
从大陆流浪到台湾，又从台湾流浪到美国，她想回却总是回不去的祖国啊，带给无尽的苦痛，也带给她无尽的思念。于是，她把对祖国所有的爱和情，都化作了神奇的文字和不朽的华章。《梦谷集》、《台湾轶事》、《千山外，水流长》……
她人在美国，心在中国，她从不用英文著作，只用中文，她说之所以一直用母语写作，那是因为母语是支撑她漂泊的动力，母语是和母亲同一血脉的根。而之后，因她一个突发奇想的念头，给世界，给中国，都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1967年的一天，她与保罗划船时，看着波光粼粼的爱荷华河，突然萌生出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在写作工作坊外，扩大视角，创办一个“国际写作计划”呢？她想做一件此前从未有人做过的事：“邀请不同国家的作家们，一起来这里写作，不同文化与成见，每个人的角度都不同，一定会碰撞出更多有意思的事情。”
可保罗起初是反对的：”are you crazy？(你疯了？）”遍请世界各地的名家，这需要巨大成本还有层层落实的琐碎事务，可她坚持说：“let’s try！那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看她眼里光芒闪烁，信心无比，保罗说：“好吧。”就这样，心血来潮，甚至有点感情用事，居然成就了一个未来，世界文学里程碑式的大事！作家季季曾打趣说聂华苓的家，就是小型联合国，此后近十年，她餐厅里那张长条桌上，一批批各国的作家，被她请来围着餐桌写作、研讨。无论作家与诗人们处在什么境地，只要接受邀请，便可前往美国爱荷华，过一段食宿无忧的日子，他们可以写作，也可以不写，可以聊天、参加舞会……
聂华苓甚至打趣，就算是跳河也没关系。为此，她和保罗不惜花光积蓄，这是世界文学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幕：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形形色色的作家融合在一起，全世界的文学在这里交流碰撞，擦出亮丽的火花。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1400多名作家与诗人参与过这个项目，而这张被这1400多人围坐过的饭桌，被人们誉为“一部文学史的餐桌”。聂华苓与各国作家交流，而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创作者之间，碰撞出了真正动人的部分。当时埃及与以色列开战，来她这里的一批作家中恰好有两人，一位来自埃及，一位来自以色列。最初见面两位作家怒目相对，差点就掀桌子打起来。可相处了三个月，告别时，两位作家竟抱头痛哭。其他作家觉得不可思议：“你们是最大的敌人，也痛骂过对方，最后却抱头痛哭。”
这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觉？他们把这样的“奇迹”归功于她和保罗，因为她们给人带来真正的爱与关心。“国际写作计划”就像是个文学大家庭，不同国家与文化背景的作家坐在一起，摒弃种族偏见与政治局势，将自己真正拓宽成一个“人”的存在。
1976年，来自全球24个国家的作家，联合推荐她和保罗，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他们称在艺术史上，从没有一对夫妇，这样无私地献身于一个伟大的理想。海外漂泊30年，她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那片生她养她的地方。
1978年，中美局势有所缓和，她就迫不及待回到大陆，四处打听萧乾、丁玲等作家的下落。第二年中美建交，大陆作家也可以参与这个写作计划了，令她无比兴奋，马上就请来了第一位，来自大陆的中国作家萧乾。
此后她请来许多从时代伤痛中，走出的中国作家：丁玲、茹志鹃、汪曾祺、冯骥才，余华、莫言、巴金等大陆作家，还有余光中、林怀民、蒋勋等台湾作家。
她举办的“中国周末”聚会，让很多人都十分难忘，早年接触过她的作家回忆说：她会细心观察每个人的需求，每周带作家们去费用不菲的餐厅，谁都会说她慷慨。
然而，她自己用了多年，已经迟缓卡顿的旧电脑，却始终舍不得更换。
这位作家不解，每次吃饭都100多美金，最好的电脑也不过400美金，少请作家吃几顿饭不就解决了吗？
莫言说：“聂华苓更像母亲”，余华和蒋勋评价：“她身上有着一种英雄气概和侠义情结。”迟子建说：聂华苓最早为，新时期中国文学最活跃的作家们，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口。
的确如此，国际写作计划，为中国文学开启了一扇门，引领中国文化走向美国，更走向了全世界！与此同时，她的文学创作也登上新的高峰。
1980年她出版凝聚平生最多心血，也最负盛名的那部《桑青与桃红》，小说讲述主人公桑青在抗战、内战、赴台的背景下，如何惶惶终日逃亡奔走，一边饱受压迫，一边满怀希冀的故事。她说：“我不仅写一个人的分裂，也写着中国受难的分裂……”“归宿对漂泊的中国人而言，是场奢望。”这本书一经出版就闻名全球，书中融入了她半生流浪的悲欢，无数和她一样，被时代所迫逃亡、离别的中国人，从中受到极大的鼓舞，开始在残酷命运中寻找活下去的希冀。因这本书，她被誉为“当代中国文学之母”。
而写作之外的时间，她全给了爱情。了解她的朋友都说：“聂华苓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只有像保罗这样的男人，才能让她变得小鸟依人。”她和保罗一起携手走过了20世纪的人景，她们有谈不完的话，有共同做不完的事，她每一刻都很满足。
但谁也没有料到，意外来得那么突然。1991年，她们获得了，波兰文化部颁发的“国际文化奖”，在芝加哥转机时，保罗说是要买份报纸，可之后她怎么等也没等到他回来，去找他时，只看到他躺在地上，画面似乎静止，巨大的痛苦显得迟缓而安静。多年后她还记得很清楚，说：“自己坐末班机回来的那天，爱荷华正下着雨。”她说：她和保罗一同走过了20世纪的，欢乐、灾难、死亡、生存。
保罗走后12年，她写出了传记《三生三世》：一世在大陆，逃亡；一世在台湾，苦难；一世在美国，死亡。在保罗走后，两个女儿要接她到身边生活，可她一直没答应，至今仍住在那个和保罗同住的红房子里，从不打算离开，二十几年来，保罗的书房一点都没有动：
老式打字机、电话、旧报纸、书、日历……其中一面墙中挂满面具，这隐喻着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种族，这也是他们的生活背景，如今爱人已去，房子里的过客来来往往。面具仍在，却逐渐陈旧，而她仍守着。她还在他的墓碑旁，给自己也留好了位置，生要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
如今，她已经96岁高龄了，仍继续担任“国际写作计划”的顾问，这是她和保罗的孩子，她要陪它到生命的尽头。
2009年，陈安琪导演决定拍摄聂华苓的纪录片《三生三世聂华苓》，其中白先勇、林怀民、莫言、迟子建都出镜来谈聂华苓。她接受采访时，回顾近百年人生，她对着镜头坦然笑着说：无恨，无悔，无怨，时间到了，随风而去。
后辈蒋勋说：“华苓的大笑让我觉得是了不起的，因为她一生所经历的遭遇，可以用笑声淡掉。”“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这是她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大陆、台湾、美国这三个地方，就好像她的三生三世。而她传奇的人生，也代表了我们国家的一个蜕变，时代面前，个人无力无助，被命运所摆弄，一生的逃亡，一生的流浪，但永远磨灭不了，她身为中国人的那种顽强气志！
她在深渊里起舞，开启中华民族智慧的灯塔，照亮世界文学的天空，点燃世界共同文明的火炬！她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伟大女性，她近一个世纪的精彩人生，惊艳了时光，也令人心生欢喜，今天就让我们共同祝福96岁的她，平安幸福、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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