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灵性.历史 / 施玮(美国)

作者简介:

施玮,诗人、作家、画家、学者。圣经文学博士。国际灵性文学艺术中心主席,灵性文艺出版社社长。八十年代开始至今发表作品五百万字,获华人著述奖小说第一名、雅歌文艺奖文学第一名等。出版著作《叛教者》等十九部。在中美各地多次举办个人艺术展,创作《基督颂》交响诗。曾任《海外校园》主编。YouTube直播频道【施玮书房】讲述历史与文学。

女性 . 灵性 . 历史

女性写作者首先不应该将女性孤立于自我的生活、情感。女性书写首先是人性的书写,是灵性的书写,也是历史的书写。书写女性是书写历史中的女性,社会中的女性;女性书写更是书写女性眼中的历史与社会。因而我认为女性作家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思想者,是一个社会的呈现者,也是一个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者,然后才是一个女性。女性的性别特点使得我们的观察与思想的视角、呈现与批判的方法也许不同,但本质的内容和领域不应自觉缩小。

在此,我不是说每一个女作家都应该去关注社会、历史、人类的大问题,而是说女性作家的整体不能被自我的性别认知,框限于爱性、婚姻、家庭等个体体验的四墙之中。女性作家并不只具有“性别”担当,更具有社会担当和历史担当。不仅仅,甚至不是只为了女性而发声,更是以一个作家的良知,成为独立思想的勇士,剖析人性,反思历史,成为民族与文化的脊梁。

因此,女性作家要站在社会、历史、人性这些更大的领域中看自己、看女性。这样来进行对女性本身的反观,分析式的自觉体验,就应该从我出发,但走出自我;从女性出发,但走出女性;从个人生活出发,但走出的个人生活。

一、

我从一开始的青春诗歌写作,很快就将个人情感与体验融入了整个社会与历史的大潮,与整个人类共命运,一同上下求索。与此同时,我并不是消灭或淡化女性独特的体验与表达,反而紧紧抓住并主动地应用与研究,让“女性”这一上天赐予的独特天赋,在文字中呈现魅力与尖锐。当我们有意识地让思想与关注在更广阔的领域中飞翔,社会、历史、人性就成为变幻魅惑的天空和波澜壮阔的大海,此时笔尖的小人物、小故事,或是小女人,就如这天空中的飞鸟、大海中的船只,不再是孤立的标本的,而是张力的聚集点。

1990-1991年我写了百首十行短诗,很多都失散了,2009年收入我的诗歌总集《歌中雅歌》中的第一首《相识》很能代表我从个体出发对人生的看法。

在生的旅途中,我很想与你相识
 
很想在某一天,同站在树下
说些并不重要的话
 
头上的树冠,透明而巨大
我们似乎握了手,似乎又没有
在暴雨前欣赏着蚁群搬家
 
然后上路。或同行,或不同行
任树下并列的足迹随风而逝
恢复陌生,你我都不愿负重
盛衰之事,感怀的已是后来人
 
同年,1990年底,我写了人生中第一首具有代表性的长诗《生命历程的呈现》,全诗由历程一至七组成,长诗一开始的诗句就表明我的思考与文学表述,已经离开个体,而融入民族的整体。
 
总有
那么一种时刻,土地在你灵魂深处发言。
诉说狂风掠去的翅膀;诉说森林囚禁的长发。
在阳光的拍打下……
埋葬千年的鬼魂蠢蠢欲动。梦呓
如山谷的回声……一浪一浪
推向凝固着风雨凝固着痛苦凝固着死亡的地平线。
 
地平线上,落日是无字的墓碑。高耸。狐独。
以悲壮的形象,启示着曾有过的和永不再有的昨天。
而昨天,是播种箭羽的季节;
  是死亡喧哗聚会的盛宴。
是空白。是空白。是空白。
还有什么比空白更纯洁?还有什么比纯洁更高尚?
为了埋葬一段圣洁的往昔,我们用落日做墓碑,
且不惜让阳光陪葬。
……
 
八十年代未,我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全国各报刊上都发表了许多青春的诗歌,但在这首长诗中,呈现了我那几年的思考,可以说也奠定了我之后文学人生的主要基调。从这时起,我结束了少女诗人的歌吟,而力求让自己的作品成为人类的哲思与啼血的长歌,之后虽然在小说的创作摸索中有徘徊,但总体目标却是不变的。在历程三中我写道:
 
人们都在祈求。祈求活命的口粮,也祈求死的形式。
求风求雨求屋内的老婆膝下的儿孙……
为善的祈求报应,做恶的也祈求顺利。
黑压压跪倒一片,祭坛上还未选好祭品。
还未找到足以代表全人类尊严的东西。
我可怜的人类绞尽脑汁,不得不从茶水里欠起身来,
茫然四顾——寻找有生命的祭品。
……
血——
从岩缝里流下来,从闪电里流下来,
从天空的眼睛里,流下来——
森林,如诉如泣。如诉如泣。
我听见陨落的星辰在叩门。
大地裂开血盆之口,等待时光跳下去。
溶成岩浆,溶成地球的血液。
流动的。鲜红的。
 
我听见那个声音的召唤。
那个声音,是在漆黑的夜晚被海浪推来的;
是在冬日的黄昏被候鸟衔来的;
是在寺庙的钟声里被香烟飘来的。
它在召唤我走上祭坛——
在血泊中亲近真理。亲近自然。亲近更纯粹的生命。

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作家,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理当成为以生命为祭,上下求索,追求真理的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2005秋,我在美国,应《家诗园》和出版社的邀请,编辑自己的长诗选集《生命的长吟》,重读十五年前的这首诗非常感慨,这首长诗仿佛成了我思想与文学追寻求索三十年的预言。

就这么坐在黑夜空旷的沙漠里——
如同坐在巨人的瞳仁中,审查自己。
审查那些构成生命的片段。
计算一下曾遭受的灾难,
就像在五谷丰登的季节,计算金黄的活命的麦粒。
我欣慰地发现——
酒,是用自己的血酿制的;
太阳,是用自己的心熔铸的。
于是我相信,
走到哪里,醉到哪里,太阳也一定会跟到哪里。
 
在朝圣的路上——
且歌且醉。那些先驱者的灵魂也伴我且歌且醉。
——我们称自己是英雄——
步伐沉重而坚定,震荡着一成不变的四季。
那先人的尸骨在脚下咯吱作响,
它们与我一同,承担重压。承担生命。
承担变成纸张的历史。
承担永不会变成历史的,
千万个生过、死过、激荡过的灵魂。

这些诗句,今天读来,仍然是我内心及灵魂激荡的最确切的表述。因此,我为自己的文学和生命感到骄傲和满足,我没有违背初心,没有在世俗的哈哈镜中变形,也没有在生活的烟尘中变得模糊。文学让我的心灵保持着干净与敏锐,关注历史、关注社会、关注他人,让我的“女性”根植大地,又翔于高空。我从来不想趋同于男性写作,也无意认同或对抗所谓的“女性主义”写作,我只是坚持我“这一个”的写作。

我曾在《诗,生命,女人》一文中说:

我一直有个很主观的看法,认为男人是社会性的,而女人是生命性的。普通的说法说是“男人是理性的,而女人是感性的。”但这个说法与我的观点表面相似,实则完全不同。我总是隐约感到“女人”的各种品质特征完全代表了人类,“女人”的特质讲述了整个人类最本源的、最朴素的、最直截的特性;讲述了整个人类的情感、历史、灵魂,讲述了良心与罪恶;讲述了“人”最伟大的,也是最令人疑惑的“爱”。(希伯来语)《圣经》以整个人类为女子,以创造万有的上帝为男子;以人类、民族、个人的历史为女子,以历史背后的“命运”或说是万有之律——神的旨意为男子;以肉体事物的生活为女子,以灵魂的超物质的永恒的生命为男子;以人类一切的感情、认知、体验为女子,以真理为男子。

于是我对“女人”一词有了更清晰的注释,而同时对“女性诗歌”(也可扩展为女性文学)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这个视角帮助我重新定位了我的“女性诗歌”。我的“女性诗歌”是“生活”对“生命”的恋慕与合欢;是“本相”对“真理”的坦然裸呈;是在“命运”这一骨骼上丰腴的“历史”;是在纷繁的各色情感中对上帝属性的凝视;是在生老病死间对“灵魂”抚摸;是于阴睛圆缺之间,悲欢离合之中,对“永恒”的询问与趋近。

二、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柔若无骨》(二版《柔情无限》三版《世家美眷》)是我的第一篇小说,也是女性诗歌与小说特征最为明显的集中呈现。小说是一本家族史,以奶奶陆文荫和她妹妹陆文芯这对姑苏状元府的姐妹花的人生为线索,描述了从清朝末年到北阀战争,从抗日解放到三反五反,从文化大革命到经济改革这百年狂风巨浪的历史变迁中,三代嫁出娶进的女人们被卷入战争、革命、和金钱的风暴,她们和她们身边的男人们一同演绎了人生百态。

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陆士清教授在“辉耀女性意识的光芒——评施玮长篇小说《世家美眷》”一文中说:

“80年的家族故事,有怨有爱,有血有泪!80年的家族故事,辉耀着鲜明的女性意识。……《世家美眷》辉耀着女性意识的光芒,它比我所读到的所谓女性主义小说,在男人与女人两性这个最根本的关系上,显得更强烈和更鲜明。它以女性的视角,挑战了世俗文化中男人性意识的特权,生动地诠释了女人的需要,在性意识上男女应是平等的,也指出男女性爱必须升华精神品质。也许这就是这部小说的思想艺术意义。”

陈公仲教授在第三版的序中写道:

“作者落笔在美眷中,写的主要是一个女性世界,然而仍展现出了整个社会百年的历史变迁,人民离乱疾苦的悲惨命运。……我还要特别指出的是,作品的批判精神和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作者自己宣称,她的作品‘不是出‘世’的文字,而是在‘世’的文字,但它是不受‘世’所缚的文字,灵性文学的语言应具有爱的语言。’她的批判精神不是拼大胆比调高,而是实事求是、认真负责、设身处地的态度。‘抨击是含泪的,而不是讥讽的,责罪是共同承担的而不是置身事外的,剖析是内向的反省的,而不是向外的推卸的。’”

公仲老师在这里引用的是我于2008年主编《灵性文学丛书》后,写的“开拓华语文学的灵性空间——灵性文学诠释”一文。文中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之“性灵”和之后的“性灵说”,到结合西方宗教及文学的“人论”,提出“灵性文学”。并阐述了“灵性文学”的三个层面就是:有灵活人的写作;呈现有灵活人的思想与生活;启示出住在人里面的灵的属性;以及灵性文学创作在思想、体验、语言三个方面的特点:神性光照的思想特质、灵性空间的创作体验、信望爱的文学语言。2008年10月,杨剑龙教授主办了对《灵性文学丛书》的研讨会,并出版了《灵魂拯救与灵性文学》的论文集。我这篇文章也收集在其中,并由此开始了灵性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和在世界各地的讲学与推广,最终于2020年1月在美国成立了国际灵性文学艺术中心和灵性文艺出版社,并推出灵性文学的历史题材代表——铭贤书系。

2012年5月,由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红旗教授主持,北京大学计璧瑞教授、首都师大艾尤教授、和黑龙江大学张鹤教授四位女学者,在中国网对施玮的长篇小说进行了一个题为“蕴含宗教情怀的“灵性写作”深度研讨会。王红旗教授说:

“21世纪以来,海外华人女作家的创作显示出强劲的态势,她们以深切的济世情怀与问题意识,反思现代物质生活对人灵魂的异化所造成的‘信仰危机’,为人类构筑诗 意的栖息圣地。因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种种生态危机都是‘信仰危机’的表征。在这方面,旅美女作家施玮追求宗教情怀的‘灵性写作’理念的提出,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我认为写作首先是一个灵魂需要发声,而不是身体需要发声,甚至不是思想需要发声。灵魂发出声音,对另外一个灵魂,或者甚至是对空茫的宇宙说话。至于讲什么话?其内容往往就关联到一个灵魂的状态及需求,而如何讲就是文体、语言的风格,关联到灵魂的审美属性。而这种文学的审美属性,不仅仅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有着社会和文化、民族和时代在个体上的投影。因此这种审美属性,也不可能是性别。

我曾经很喜欢伍尔夫的小说,特别认可一个女作家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这间屋子不仅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而文学本身对于女性的生存状态,也起到了一间屋子的作用。我一直把文学当作可以储藏或说是存放自己灵魂的地方,这块地方也许很小,只是个角落或是阁楼,但它必须存在,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又是供我翔游的世界。我可以去挣钱,可以很辛苦甚至是平庸地生活,但是我的灵魂和我的审美需要有这么一点奢侈。我想这也是大多数女性写作者共同的感受吧。

作为女性作家,我的创作是比较偏向哲理的,因此也曾经被批评尘烟味太少。但我觉得吃喝拉撒本身未必就是生活和生存,女性的生活也未必就是丈夫孩子锅碗邻舍,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并应该拥有最广阔、最多样性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文学不应该仅仅只是生活表层行动的记录,而是要记录在吃喝拉撒中感受到的,灵魂的束缚或是自由。

“我提倡灵性写作,因为我认为看似“平庸”的生活表层里,灵魂是活着的,我盼望呈现自己心灵的万千种感受,让我的读者也能获得一种能力,就是通过一切“烟尘”与琐碎的生活,看到并倾慕活泼的灵性。”

2007年,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放逐伊甸》出版。小说以现代人灵魂及生活堕落的过程,与旧约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的过程相叠映的复式结构进行叙述。描写了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一群生活在北京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作家、诗人、书商、导演、IT精英)。小说以女性细腻的笔触描述了现代人在良知、婚姻、性爱、谋生等生活各方面的尴尬、混浊与无奈,以及他们的挣扎与盼望。主人公李亚放纵寻死,却死而得生;赵溟躲避等死,却终被良知唤醒;戴航游离于生活,却无法放弃对爱与纯洁的渴望。他们都绝望地感受着梦与“乐园”的远离,以至消失。小说对生与死、罪与良心、爱情与金钱、婚姻与伦理进行了描述、置疑、思索、及光照。这部女性视角的当代社会问题小说,是我作为灵性文学书写的第一部长篇,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都市小说的创作呈现。

宋晓英教授《“现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一文,是众多有关《放逐伊甸》评论中最为深刻,并最为贴近我创作思想内核的一篇评论,她在该文的最后说:

“许纪霖在《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中论及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先声者黄远生的命运,提到了他的双重焦虑:压抑的焦虑与道德的焦虑:一方面‘本我’为‘非我’所囚禁,另一方面‘非我’对‘本我’的冲动阻抗得愈厉害,后者对前者的良心审判也就愈严峻。《放逐伊甸》中的这群‘知识人’,在21世纪临近的大时代承受了同样的焦虑。他们与‘金钱叫嚣着诗歌,名利浸染着文学’的现实狭路相逢。‘上帝死了’,他们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被灵魂中那些非理性力量引导着’,在虚无中前行,经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不仅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女性作家一般比较擅长写人生的悲剧,但人生的悲剧如果没有时代的承托,这种悲剧就比较表浅和偶然。女性作家也比较擅长写爱情,但爱情如果仅限与肉体情欲,或只是感情的起伏与宣泄,那么这种写作会将我们自囚自限。我认为,女性写人生,心中要有历史,眼中要有时代;女性写爱情,心中要有灵性,眼中要有人性。

三、

我在2007、2008年两年连续出版了两部女性视角的长篇小说《放逐伊甸》和《红墙白玉兰》之后,我对女性视角的书写产生了厌倦和不满足。于是,我开始研究希伯来旧约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比较,为了让自己的研究更为准确,我以此为题开始了博士阶段的学习。所以说,我是为了一项研究,或说是为了一本论文,而去读一个学位。在对这两个最古老的文学文本的研究和比较中,我一方面触摸到了西方文学与汉语文学的根,另一方面开始对宗教性的历史书写感兴趣。《圣经》这部世界上最伟大也最为古老的文学巨著,向我提供了各种文体和叙事单元的原型,从而让我可以解构华美建筑群般的西方文学,在一砖一瓦中与中国社会、文化、文学进行重组,找到汉语灵性文学、汉语宗教文学的写作道路。

2013年博士毕业后,我在香港出版了这部文学比较和释经的论文,然后写了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记忆条》,2014年3月发表于《中国作家》。王文胜教授说:

“《记忆条》是施玮新近发表在中国大陆的中篇小说,小说主人公安琪是在美国的大陆新移民,她人到中年遭遇婚姻的破裂,同时又罹患了癌症。施玮传达了这种婚姻中的伤痛感,更重要的是因着这种伤痛感她看见了安琪生命中的妨碍她幸福的毒钩,那就是她首先表现出的对自己婚姻的不尊重,对自己丈夫方远的不尊重,她任性地让自己内心对前男友华锋的爱恋横亘在她和方远之间;方远的不忠当然是给了他们的婚姻以最后致命的一击。

“施玮由伤痛而来的悲悯使她从这被撕裂的婚姻关系中看到了更多伤害性的关系,其中有亲子关系的破损、同事间的矛盾。而这些伤害性关系的建立都与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有关。相比于当今许多作家“文革叙事”中所变现出的游戏化倾向,变现出的温情化倾向,施玮透过这段破碎的婚姻的反思,坚持书写了“文革”对国人伤害的深远性。

“《记忆条》中有一个日光之上的视角,就是“小火苗”的视角。透过这个视角,在错综复杂的伤害性关系中,施玮触摸到了一个个无法得到安慰的灵魂,其中既有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也有政治运动中的伤人者,他们都一样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人生。受虐的一方无法释怀、原谅,而施虐的一方亦因无处忏悔而难以不受良心的控告。”

这部小说虽然写的是女性的故事,但视角已经不再是女性的视角,它的写作和完成的过程,帮助我从学术论文的研究和写作中回到小说叙事,同时虚构的“温暖国”的创立,让我尝试了宗教的文学多样性表述。

就在小说发表的同年年底,我开始下笔写我已经预备了十多年的,我认为将是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长篇小说《叛教者》。这部有关中国教会历史的作品,其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有真实原型的,我化在采访和史料核实梳理上的功夫如同另外读了一个博士学位。因此,这部书甚至可以被称为现代西方文学提出的“非虚构小说”,但在中国文学的传统意义上,我仍称它为小说。

这部融合了中国现当代宗教和历史的三十四万字长篇,因为涉及宗教和文革,没有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2016年夏在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了繁体版。小说出版后,其简体电子版在以年轻读者和作者为主的翼书网上长期居于榜首,并稳居前五名长达一年之久,购买下载量破十万。推动创意写作的葛红兵教授写了推荐导言:“施玮的《叛教者》好像来自天际的一朵灿烂花朵,在我们心头盛开。”

《叛教者》获得了中国和海外学者的好评,文学评论文章近四十篇,还有众多的读者发表了读后感。这部作品因为其史料和反思,也获得了历史学、神学、社会学学者的关注,不仅有各种研讨会,也为我之后进入系列的中国现当代与基督教相关的历史写作,拓展了领域,积累了学术研究和史料收集的同道中人。

比较文学、基督教文学、中外文学史研究者刘丽霞教授,在《对永恒信仰的响应》一文中说:“巨大的灵性危机和面对危机的情状各异的人性展现,为中国基督教文学创作提供了璀璨的机遇。我一直认为,这样的题材是百年难得一遇的。……一个写作者,一生中遭遇到一个富矿般的写作事件,并竭尽全力完成它,无疑是幸福的。藉助这部作品,施玮实现了自身创作的突破,形成了属于她本人的创作高峰。我相信,这也是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一个创作高峰。”

著名移民文学评论家公仲老师和陈瑞琳老师为此书做序。公仲老师说:“宗教题材的长篇小说,特别是写基督教题材的,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实属罕见,这也可说是填补了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空白。……小说的一大成就,就是为当代的文学殿堂,增添了一幅浓墨重彩、斑斓多姿的宗教人物的长轴画卷。”

陈瑞琳一直是我的文学伙伴,从我的《红墙白玉兰》出版后,一直鼓励也等待了八年,当她看完《叛教者》初稿后十分激动,写来热情洋溢的短信“小说读完了,怎一个“好”字!”之后,她在序中写道:

“这是一部石破惊天之书,而且是中国当代,或者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揭开基督徒残酷命运的长篇力作!所谓‘叛教者’,并不是他们,而是那个碾碎了无数生命的历史滚滚车轮!……《叛教者》已成为施玮创作中最能体现‘灵性文学’宗旨的经典代表之作。她的小说一直是独特的‘这一个’,没有任何的小说家与她的笔力相像。她的小说是从‘上面’看世界的,所以她看人间的目光既是悲悯,也是哲学!”

众多的读者和不同领域的学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进入并体悟这部历史小说,面对如此丰沛的反馈,让我对文学写作的方向有了更深,也更开阔的思考。在今天这样信息大爆炸,新闻传播自媒体性、即时性,几乎完全突破了时空之限的时代,以虚构故事为主,靠猎奇和典型人物塑造的文学作品,对当代,及下个世代的读者究竟还有多少、多久的吸引力?   

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每天都在互联网上层出不穷,而作者因为缺乏时空的距离感,缺乏冷静反思的时间,常常使得笔下的事件和人物流于表浅。更因为改编影视的吸引,为了出版和发表的自我审查,使得我们对当代题材的写作越来越浮浅,甚至矫揉造作。即便是为文学而文学的实验性写作,也因为太过满足于学习西方写作技巧,而产生大量塑料花式的“精品”。

反观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有太多的人和事被淹没在其中,甚至是很多人尽皆知的重大事件,也缺乏反思性的多层次丰富表述。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一个中西方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巨变的历史。史实真相如何?一个人,一群人,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的生活和精神轨迹如何?今日的中华民族,今日的中国文化,是从哪条路走过来的?

我认为,作为身在海外的作家,正好有这个条件来重新剖析历史、文化史、民族史、个人史,在这种剖析和反思的背景中,才能呈现更真实、更有力度、也更具代表性的人物。文学的核心是写人,但人是在社会中、文化中的,并且也是在历史中的。

因此,我在《叛教者》之后,创作了写中国文化历史的《故国宫卷》,和写中国基督教历史的《献祭者》,《献祭者》以四十三万字的宋尚节传记,来展现二十年代中国启蒙时期知识分子留学美国,在科学、政治、宗教上的寻觅。以及他归国后,三四十年代在战火中走遍中国和东南亚布道,呈现出那个时代,在大中华的社会大背景中基督信仰的状况和教会的状况。

这两本书其实也是决定了我今天长篇历史题材创作的两个系列,中国基督教历史系列,包括虚构和非虚构,不仅我自己写,我也邀请同道同行之人一起写,就是灵性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铭贤书系”。在这系列中,我正在完成自己的三部曲《叛教者》《献祭者》《殉道者》中的最后一部,是有关1900庚子年山西义和团事件的非虚构长篇,是一部四五十万字的,史料翔实,文学性和可读性兼顾的作品,预计今年底能够完成。这个系列,我估计还会写一二部。而另一个中国文化历史系列,我也会继续写下去,会回溯中国古典文化之源,重新解读,并创意性多样性呈现。两个系列的交替创作,可以彼此互为解压,也互递能量。

但我不打算如这六年一样完全以长篇为主,而是打算在一部长篇与另一部长篇之间,化更多时间进行诗歌和短篇小说的创作。中短篇小说创作一直是我希望在六十岁左右开始认真进行的,之前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日食-风动》应该算是我的一个实验选集,目前我正在认真阅读学习,以期找到自己短篇写作的风格与突破性。我觉得在短篇小说和诗歌的创作中,我也许会更多地从历史中抽身出来,偏向女性与灵性,然而这种女性与灵性也可以看作历史大地上盛开的花朵。

2021年5月5日

责任编辑:w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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