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胡少璋，1941年出生于福州市，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87年加入福建省作家协会，1989年赴香港定居。在香港曾任《香港文学》杂志编辑、《大公报》编辑、《统一报》总编辑。曾在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过由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教授马特柯夫翻译的两本书：《胡也频的生活与创作》、《胡也频的少年代》。1991年写的散文《香港的风》获《人民日报》等海内外“共爱中华”征文比赛金牌奖。在香港出版有：散文集《香港的风》及《胡少璋杂文选》。在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散文集《香港的脑和手》。在福建出版了由胡氏编写的《胡也频读本》。常在中国、美国欧洲及东南亚等地的报刊上发表文章。2015年，定居澳大利亚，2021年6月在澳洲悉尼出版一本《胡少璋散文选》。
“胡先生，你怎么屡次回避谈及你的家族历史？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问多了，我也想找个机会做一下解释。 我的曾祖父胡寿林是江西南昌新建县人，因参加了“太平天国”军队，是石达开的部下，在一次战斗失败后就跟随着卖麻布的江西商人流落到福州。因他会唱京戏，所以就组织一个江西人的京剧祥升班，在福州城区民间舞台上演出，从而成为福州演京剧的第一个戏班。居住在福州城边街卖鸡弄6号。后来这座祖屋被卖，胡也频提千元大洋，去上海与沈从文合办“红黑出版社”，不久便全亏本了。现在这座楼变成“胡也频故居”供人参观。
根据中国民政部的规定，烈士家属有优待，仅限于父母、子女直系亲属。 兄弟也只能在荣誉上获得荣耀， 没有实质上的优待。
在1931年牺牲的胡也频，他有父母和儿子。闻讯后他的母亲就上吊自尽 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政府给他父亲的优待是发了烈士证，并一次性发给一千多斤大米，以后每个月还发给他个人的生活费用。他的兄弟是自己找生路，侄儿之辈更是靠自己了，与一般的同辈没有任何区别，更不用说有什么优待。
我自小读书，升学靠自己的学习成绩。我读小学的时候，寒暑假都跟着母亲去劳动，挑土，有一次我累得要命，母亲对我说:“你要好好读书，不然长大了只能挑土打工，劳苦一生的。”这句话促成了我一生的转折，我认真读书，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当时福建省最好的中学“福州一中”， 后来因我爱打乒乓球，有一次考试，我看了试卷估计有70多分了，就冲出考场去打乒乓球了，结果考高中时被踢出了省重点校福州一中，只进了市重点中学福州二中学。
由小学至大学都是这样的，1961年大学毕业分配工作，我是像大家一样服从分配，没有提出什么要求。后来才知道，大学毕业分配城市的也有人找关系，走后门的。
至于，写文章投稿，我原先在《福建日报》、《福州晚报》及福州市文联的刊物上发表评论，诗歌等。后来他们知道原来我是胡也频的侄儿，才约我撰写胡也频的生平事迹，家世以及故事等的文章。
1957年，我在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就开始研究胡也频，图书馆里所有胡也频的著作我都借来精读，读透了存馆的十一本胡也频短篇小说集（胡氏总共有十四本）。后来北京及福建省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的《胡也频选集》、《胡也频读本》等我也都通读了。
一个人的创作和发表文章是个人的事，文章能否发表是依据文章的质量，而不是靠什么人是亲戚，是什么关系的。在发表文章，在工作上谋取职位也都是依据自己的实力和工作的需要，这根本与胡也频没有一点点关系。尽管如此，但我依然在胡也频的问题上栽倒了。
那是1983年，在大陆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我在学校里突然被公布为“苏修特务”，“里通外国分子”，“现行反革命”等。一个字有一米大小的横幅标语，贴上长长的批判栏。当时军宣队长，在学生批判大会上宣布我被“隔离审查”单独扣押，自行检查交待。紧接着，抄了我的家，什么都检查过。这给我沉重的打击，我无法承受，想过自杀，但我又想当时我的女儿刚出生，我自杀了，每月就没有了50多元的工资，她怎么能活呢？不管怎样我要坚持到最后，我又想起了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是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军宣队会突然宣布，是事出有因的，那是在九十年代，我在中国的一本杂志社上看到一篇苏联莫斯科大学教授马特柯夫写的一篇关于胡也频的文章，文内有许多错处，于是，我即将自己当时写的《胡也频的少年时代》及《胡也频的生平与创作》两书寄去。不久我即接到回信，说两本书已翻译成俄语准备在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从此与苏联有了联络。后来，我得知他是胡也频著作《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前面》长篇小说的译者，不但是汉学家还是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党委书记。后来中苏关系紧张，又发生了冲突，所以通信联系就停止了。
在两三个星期之后，我被送去与学校里的历史反革命等牛鬼蛇神一起劳动改造，即在校内打扫卫生，除草，种花，拉板车等。
这对我来说，是个突变，原因是我对面房间，单独扣押的是数学组长。一天早上专政小组成员推门要他起来做操时，突然推门沉重，后发现他吊死在门后，后来就叫我们牛鬼蛇神都来帮助剪断绳子，尸体平放在床上，通知家属及火葬场收屍。
有一天晚上，我与一位牛鬼蛇神，他是生物组长卓琴，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了，不觉间又见到学校里的原校长廖怀玉。她说以前被捕写了“悔过书”，才从监牢里放出来的。屡次政治运动都已交代了，现在已经没什么新的问题了。但还是一直被揪住不放，那时要写“悔过书”是党内的决定，透过关系通知在牢里的她。那时内地的地下党是刘少奇负责管理的，这一政策也是他决定的。而现在文化大革命要打倒刘少奇，他的决定也都错了，但倒霉的还是她自己。 我们三人在一起都说自己已经坦白交代问题了。我是一个普通的文人，我用什么里通外国。怎样有本事当苏修特务呢？我们都在为自己解说，突然被专政小组成员发现，说这是“反革命串联”。当场猛打了我右耳一个耳光，耳朵嗡嗡响，什么也听不见了，后来就耳聋了。后经医院检查，耳功能没有了，废了。后来三人被抓去批斗，廖怀玉校长被推上跪在长椅上，后因为大家认为她态度不老实，一个学生一脚踢去，长椅踢倒，她也跌倒在地上了，当时专政人员特别恨我，因为那时苏修侵犯中国领土，我又当它的“特务”，所以给你一个重重的耳光。另外，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丁玲当时是反党集团头目，他们要我交待与她的关系，我直至当时为止，根本还没有见过她，她当党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的时候，我什么光也没有沾到，到了她当反革命的时候，我却惹了一身祸。直至1979年8月6日，我去了一趟北京，特地去探访丁玲，我当面问她，我之前从未见过你一面，怎么就祸从天降，迫我交代问题，还当了牛鬼蛇神，她即对我们感到惭愧。我哥哥因在北京的一所军校当教员，去探望她而被批斗戴上“右派”帽子，开除了军籍，我当了“牛鬼蛇神”，被批斗下放劳动。最后，她说：“都是我们害的，对不起。”其实她也没有什么“对不起”的，与她有通信关系的很多的作者、读者也大多被扣上了“右派”帽子，降级并劳教，二十三年后才平反恢复。
经过一年多的劳动改造之后，学校的“牛鬼蛇神”全被“解放”了，可以与其他教师一起参加政治学习了，但不久，党号召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家都报名响应号召，但被批准的全都是原来的“牛鬼蛇神”。报名后的第二天，我即上了“光荣榜”，下放到福安县农村去劳动改造。五年后我又被调回原学校教书。我又开始给报刊写文章。并被批准加入了福建省作家协会，在名义上被确认为作家了。1985年我被调去福州市民主同盟工作，并当上了宣传部副部长。我有一个表弟在香港，有一年他在正月初一到我的五叔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胡孝绳家拜年，说起我在国内是”牛鬼蛇神”，我五叔认为我可能以后成了政治运动的运动员，会被整死的。
于是，他即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香港政府经济顾问的名义给福建省长胡平写了一封信，要求对我放行。1989年12月7日，我就拿着单程证赴香港定居了。可喜的是，我在《人民日报》“共爱中华”的世界征文比赛中，我写了一篇文章《香港的风》得了金牌奖，于是，可以在香港的文艺刊物及报界立足了，找工作容易了，并有了专栏。每天有文章发表，每字一元港币。于是，我从一家出版社跳槽到《香港文学》再跳到《大公报》，最后在1997年6月当了《统一报》的总编辑。到目前为止总共出版了《胡少璋散文选》等七本书。不幸的是，因工作过忙得了心脏病，住院后老板去世，报社倒闭。在香港工作十年后，就在家休息了。在香港二十六年，因为我买了两套楼房，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就靠租金和稿费生活。
2015年3月，我们夫妇就以投亲移民到澳大利亚了。定居后，即又在《澳大利亚新报-新文苑》及墨尔本的《大洋时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了，前不久开会时，新报新文苑主编何与怀博士问我，你知道胡也频是给他党内的人告密被捕牺牲的吗？
张奥列先生也问我同样问题，可是我一无所知，也无从去查考。
今天，作为分散在地球各地的华人，他们的心念的是生他养他的故土和人民，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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