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劉乃歌，內蒙古民族大學教授，山東大學文學博士，碩士生導師，全國藝術科學規劃專案入庫專家，英國斯泰福廈大學訪問學者，兼任東西方出版社副總編，中國日報
——世華文藝編委。已發表學術論文40餘篇，出版專著三部，榮獲國家及省部級獎項10餘項。其小說、詩歌、散文與雜談見諸中外媒體。
在邊緣書寫中心：越南文學的全球敘述與歷史負載/劉乃歌（中国）
2025年4月，春光流轉，加州紐波特Balboa Island煙雨微茫，彩虹浮現。北美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与美西华人学会联合主办的“纪念五四春季健行與文學講座順利舉行。講座以“同源異流：中越文學悠久而密切的關係”為題，圍繞中越兩國文學的互動軌跡展開了深入探討。北京大學夏露教授在分享中提及了越南裔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如阮清越（Nguyễn Thanh Việt）的《同情者》和阮潘桂梅（Nguyễn Phan Quế Mai）的《群山吟唱》，引發了我對當代越南文學全球傳播路徑的興趣。同時，我也借此機會與多位關注越南文學的學者進行交流，從他們的研究與觀察中獲得了啟發，也促成了本文的寫作嘗試。越南，這個歷史上深受中原文化浸潤、卻又不斷掙脫同構邏輯的國家，其文學發展如一場關於“邊界、翻譯與自主”的複雜敘事，亟需我們以新的視角加以審視與理解。
一、文化嵌入與鏡像身份：越南文學的歷史起點
從漢字書寫到科舉制度，從詩律格調到敘事樣式，越南文學的早期發展顯然受益於中原文化的直接輸入。尤其越北地區，自秦漢設郡以來，便長期處於漢文化重壓之下，不僅制度上仿效，語言上接納，甚至審美趣味也與唐宋之風如出一轍。某種程度上，越南的文學傳統與中國古典文學之間的關係，既是師生，也是鏡像。
這種深度嵌入帶來了文化認同的模糊地帶。越南文學一方面以“漢文化繼承者”自居，詩賦之中充滿對中原王朝的尊崇與認同；另一方面，卻始終未能真正獲得文化中心的身份認定。邊緣的模仿者總是在挪用中失語，在引用中隱身。於是，越南文學的早期歷史，也就成為一段“被模仿的忠誠”與“不得承認的異化”交織的隱喻。
然而，這種複雜的文化處境也為越南文學的“後發性創造”埋下了可能性。在文化遷徙的邏輯裏，邊緣並非必然弱勢，而是孕育新秩序的交界地帶。越南文學的現代崛起，恰恰得益於這一歷史上的身份模糊所帶來的彈性空間。正是在與強勢文化的長期對話與張力中，越南文學逐步構建出自身敘事的根系。
二、詞語如何長出根須：越南文學的本土化轉譯機制
文學的深處，不是語言的複製，而是經驗的生成。越南文學真正的轉折，不在於是否“像中國”，而在於何時開始“不像中國”。這一轉變體現在對傳統文類的主動重構。以夏露教授提到的《金雲翹傳》為例，雖脫胎於中國民間故事，卻在結構上引入南方口語韻律，在情感上引入本土女性意識，在倫理上引入佛教的因果輪回觀。這不僅是一種文化“翻譯”，更是敘事邏輯的改寫。
然而，本土化的過程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再植根歷程。越南文人在語言結構中雜糅漢語與越語，在修辭形式中並置南方比興與中原典故，在節奏安排中融合儒家審美與地方敘事，逐步孕育出自身的“敘述聲音”。
這一歷程中，不僅有如《金雲翹傳》這樣成功完成轉譯的經典，也存在諸多被忽略的中間文本。阮攸（Nguyễn Du）早期所作《楚江吟》，便可視為這一再植根運動的前奏。該詩集形式上延續漢語律詩與古體詩格律，然內容卻多描繪南方河川與鄉野生活，呈現農民勞作與在地女性的憂傷命運。文學史家阮德興（Nguyễn Đức Hiền）指出，《楚江吟》在語言上雖未完全擺脫漢文化依附，但其情感結構已深植於越南土地之中，呈現出“以漢為形、以越為魂”的混融特質。這些未臻定型卻充滿實驗性的文本，不僅搭建起從模仿到自我敘述的橋樑，也見證了越南文學在多重文化坐標中的艱難生長。
如果說早期文學仍多徘徊在“文化雙重身份”之間，那麼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伴隨殖民統治與民族覺醒，越南文學徹底轉向了“我是誰”的書寫。彼時的小說、詩歌與散文中，出現了大量反思自身歷史與文化異化的主題，“回到自己”成為越南作家集體面對的命題。
三、文本如何漂泊：從地方抵抗到全球書寫
文學從來不是局限於國界線內的文本生產，它始終處於文化遷徙與意義漂移的流動狀態。當代越南文學正是最有力的例證之一。無論是阮清越的《同情者》，阮潘桂梅的《群山吟唱》，還是黎青（Vương Quốc Vinh）的《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短暫地燦爛》，都展示出一種從“本土抵抗”走向“全球敘述”的敘事能力。
這些作品不再僅僅回應殖民與文化壓迫，更主動參與對戰爭、人性、創傷與語言困境的跨文化思辨。在阮清越筆下，雙重間諜的角色讓意識形態的界線變得模糊；阮潘桂梅則透過一個女性三代的故事，交織出歷史與個體的身體記憶；而黎青的書信體小說則以詩意語言重建流亡者的身份碎片，讓越南語言的失落與英語的習得，變成母子之間無法對話的隱喻。
越南文學在進入全球視野的過程中，並未拋棄其歷史負載感，反而將戰爭創傷、流亡記憶與語言掙扎作為敘述核心。這些“帶傷的寫作”正是其文學強度的來源。正如全球化並不等於同質化，越南文學的國際傳播，也不是一種“融入”，而是一種“抵達”——抵達自身的聲音，也抵達他者的理解。
這類文學作品的成功提示我們，邊緣文學不必仰賴中心的認可，它可以借助自身的歷史重量與文化張力，形成新的重心。這種從“地方經驗”到“世界敘述”的路徑，也正是所有文學在全球時代中所面臨的文化使命與倫理選擇。
四、在回聲中定位：文化記憶與現代性的協商
文化的歸屬從來不是單一維度的歸來，而是一種回聲式的定位。越南文學之所以具有研究價值，不僅因為它展示了一條“由模仿到創造”的成長路徑，更因為它始終處於“他者凝視”與“自我命名”之間的不穩定帶
當越南作家在使用漢字、越語與法語之間轉換時，他們也在重新書寫文化的意義邊界。在殖民創傷與冷戰記憶交織之中，文學成為他們與歷史和解的方式，也成為通往現代性的橋樑。這種橋樑不是穩固的，而是漂浮的，是一艘文化的木筏，在語言、記憶與倫理的浪濤中緩慢行駛。
這種不穩定性，恰是文化最真實的狀態。當下的越南文學不再執著於“像誰”，而是更加坦然地接受自身的混血身份、多重迴響與語義錯位。也正是在這些錯位與漂移中，它才得以成為真正“現代”的文學：不是定義自我，而是對話世界。
結語：漂泊者的書寫與歸來者的文化使命
回望這場由南加講座與學術交流引發的文學反思，我更深切地理解了五四精神的真正內核：不是對“傳統”的簡單批判或繼承，而是對文化身份的持續生成。越南文學在複雜的歷史軌跡中，走出了一條從嵌入、模仿、轉譯到主體書寫的道路。它的每一步都映照出文化如何在漂泊中鍛造自身，在壓迫中重建聲音。
對於當代華文寫作者而言，這樣的路徑何嘗不是鏡鑒？在全球語境中，我們同樣處於文化翻譯與身份協商的現場。唯有不斷地返回歷史，返回語言，返回那些未被命名的經驗，我們才能如越南文學般，從邊緣開花，向世界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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