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进忠魂 / 韩舸友(美国)

作者简介:

韩舸友,大学教师、旅美华侨,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唯美诗歌原创联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唯美诗歌国际网总编、美洲文化之声国际传媒网创始人、贵州省港澳台侨投资商会副会长兼洛杉矶工委主任。
近年来,作者创作诗歌散文作品500余篇,并多次获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中、英、蒙多种文字发表,并收藏于世界诗歌年鉴英文版2015-2016 并进入77个国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图书馆,2019–2010再次收藏其作品。代表作有“情殇”(2013)等。

西进忠魂 — 献给父亲和他的战友们

父亲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平凡到走出遵义这片狭小的土地就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存在,在几百万的革命志士花名册中,你甚至很难找到他的名字;父亲是一个坚强的人,无论是享受快乐,还是承受委屈、历经磨难,他总是那样的自信和包容,从不怀疑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父亲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他用自己丰富的学识、超强的能力,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都能闪出耀眼的光芒;父亲更是我们这些儿女最尊敬的人,他那刚直不阿的秉性让我们学会了什么是正直和尊严,他的言传身教更让我们懂得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假如人的名字真能如其人的话,我想把他老人家的名字告诉读者:金汉,金玉之身、一尘不染,铮铮铁骨、正气凛然。 

   父亲在香港(1948)

一    求学香港

赣东北上饶地区所辖的广丰县(现在是上饶市广丰区),位于江西省东北边缘,闽、浙、赣三省交界处。东界浙江省江山市,南接福建省浦城县、武夷山市,北邻玉山县。 这是一片特别秀丽而富庶的土地,美丽的丰溪河象一条兰色的彩带,从县城的东边缓缓流过,河边绿树成荫、良田万亩,远处是绵延的群山。

我的祖上应该是一个殷实的家族,特别是祖母俞家,算是上饶地区的名门望族,据说她的堂兄,也就是我的表叔俞伯巍的父亲,曾经是蒋介石先生的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国军上将,因为与蒋不和,所以卸甲归田回到上饶,过起寓公的日子。祖父去世很早,连父亲都记

香港达得学院旧址

不住他的样子,祖母带着一双儿女,就住在东街的一座四合院内,靠着祖上留下的几亩薄田出租,含辛茹苦地将他们抚养成人。 

1946年,父亲读完高中,与表兄俞伯巍一起到上海,找到俞父的老友、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均先生,张伯均亲自写推荐信给香港达德学院负责人董必武和蔡廷锴将军,他们拿着这封信到达香港,很顺利的进入香港达德学院读书。

香港达德学院始建于 1940 年代中期,由周恩来和董比武亲自创办,李济深任董事长。校舍由中国著名的爱国将领蔡廷楷提供,即青山湾畔的芳园别墅,也就是现在香港九十八项法定古迹之一的马礼逊楼和硕大的花园。

香港达德学院是一所由中共亲自创办并管理的大学,始终遵循“達德是間最新型的民主大學。民主是發展學校的基本動力,沒有民主就沒有進步”的办学理念,以“广义的爱国 、教育、和平的民主教育 、進步的科学教育、人本的自由教育 、集体 的互助教育 ”作为学校的办学方针。学校聘请的教授都是当时中国的著名民主人士,沈志远、茅盾、何香凝、郭沫若、张谰、曹愚、千家驹、丁玲等等,乔冠华作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人,学院的客座教授,也经常到达得学院讲课。几十年后,每当提到香港读书时的这些恩师,父亲就充满了敬意和娇傲。 

父亲和俞伯巍进入香港达德学院以后,就读于新闻系,俞伯巍则进入中文系学习。 在众多知名教授的指导下,父亲不仅获取了广泛的中外历史、政治、以及文学理论等方面的知识,而且大量接受了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学习中共的历史、纲领、政策,学习民主建国的理论。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乔冠华也亲自到校讲课。一九四八年初,父亲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 年2月23日 ,奉港督郭量洪以达德学院“ 利用学校以达政治活动之目的,而此項目的,系违反本港及其他地方之治安利益 ”为由,责令香港教育司取消达德学院的註冊資格,香港达德学院遂于1949年3月停办。                

 二    奉命潜伏 

上饶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地方,历朝以来,境内仅历代宰相就有23人,进士2097人(含武进士56人),其中有名可查的1515人(内含武进士35人),状元13人(含武状元3人),榜眼6人,探花5人,传胪2人,文武举人2710人。铅山县有“隔河二宰相,百里三状元,一门九进士”之说。婺源县有“兄弟三进士” 、“三代四进士” 、“ 一门十一进士” 、“ 六部四尚书” 之传。仅婺源1县,收入《辞海》的7人,载于《中国名人大词典》的150人,登在《中国文学大辞典》的20人收入《中国国画大辞典》的17人,编入《中国医籍》的医家86人,选进《清代名墨谈丛》的墨家38人。2002年,上饶评出十大历史文化名人:吴芮、张潜、洪迈、朱熹、辛弃疾、姜夔、江永、蒋仕铨、詹天佑、方志敏 。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培养了无数杰出的人才,也让一代一代的青年奋发努力,总是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立志报国。

1948 年10月,根据国内革命形式的需要,父亲和俞伯巍尚未毕业,就被组织上派回上饶地区从事地下工作,俞伯巍作为上饶地下党的负责人,父亲也由俞父给县长写信推荐,担任武都中学教导主任(实际就是校长)。利用这一身份,父亲作为广丰地下党的负责人从事地下工作,特别是对敌人的策反工作。        

俞伯巍 先生正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在家乡开展地下革命工作的,由于他父亲在当地的威望和势力,所以地下党的很多活动进行得比较顺利,很多党的重要会议都在他家里召开,国民政府官员和特务即使知道,也不敢干涉,更不要说去他家收查之类的,何况她的夫人还是国军著名将领汤恩伯的亲侄女汤之驹女士。 

遗憾的是,全国解放后,由于在广丰的小县城里,他的身份太过显眼,又与蒋介石关系很近,政府不顾他早年就离开了国民党军队的事实,也没有考虑到他亲自将爱子送进革命队伍的功绩,本来应该作为爱国民主人士的他,竟然在镇反运动中被残忍枪杀。

解放战争时期,广丰的革命活动非常活跃。在县委的领导下,党组织及其武装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游击中队已扩编为广丰独立团。同时,江西工委系统的地下组织也在广丰开展地下工作。1948 年 10 月,江西工委(又称湘赣边工委)派甘群光、俞百巍和我父亲到广丰发展地下党组织,成立了城关临时党支部,还以广丰为中心向赣东北发展,先后在玉山、上饶、横峰、铅山等县建立起了地下党组织。 1949 年 4 月,成立了赣东工委,统一领导广丰等 5 县的地下党组织,并成立了信江支队。 

广丰解放前夕,政府官员和豪绅纷纷变卖家产离开广丰,各种武装逃往山里继续抵抗。五都的一个豪绅也准备把民团带进山里。父亲不顾个人安危,只身闯入民团首领的家里,严正警告他:“在解放军进入广丰前,你的队伍不得离开本地。”这位豪绅只知道父亲在国民党上层的背景,却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疑惑地问:“请问你到底代表那一边?”父亲告诉他:“我的身份你不用管,你只需要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就行了。” 他只得按照父亲的要求,将这支五十多人的武装留在原地,一直等到解放军进入广丰后缴械投降。 

1949 年 5 月 5 日 ,在广丰独立团和信江支队两支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解放军二野五兵团解放上饶,夺取政权,建立了军管会。至此父亲和地下党的战友们胜利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他们的光荣使命,迎来了赣东北的解放。


( 1949年父亲与16军的战友们)

 三    进军大西南 

江西解放后,二野五兵团奉命进军大西南,为了顺利接管即将解放的西南地区,兵团司令部在在上饶成立了上饶军分区和西进支队,大量培养新区干部。父亲因为香港的经历和地下党的身份,直接进入16 军文工团并担任分队长,教导员正是后来在黔南自治州军分区任政委的杨晓彤先生。     

1949 年 10 月 22 日,根据二野指示,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率领所部,拉开了进军大西南的序幕。 

也是在1934年的10月,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失利以后,就是从江西的瑞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国民党的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特别是湘江一战,红军血流成河,五万红军牺牲在湘江东岸,中央红军也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余人。可以说,湘江曾经是红军的伤心之地。

时过境迁,今天的解放军已经是一支强大的军队,从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强渡长江之后,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很快解放了江南的大部分土地,国军节节败退。湖南在程潜和陈明仁将军的领导下,已经和平起义。所以解放军的这次西征是在凯歌声中前进的。 

父亲所在的 16 军文工团,一直随军部机关一起行动,部队昼夜兼程,象滚滚铁流直奔大西南。

父亲和杨教导员共用一匹战马,主要是用来驮他们的行李和装备,实在累了就轮流骑上一程。告别广丰时,祖母特意将自己戴了几十年的金戒指(那是她老人家早年出嫁时的嫁妆)留给父亲做盘缠,行军途中,父亲饥饿时,就用这颗金戒指在路边换点好吃的 。遗憾的是,自从父亲随军西征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勤劳善良的祖母,一直到祖母去世。 
      部队行军速度非常快,沿途也没遇到什么抵抗。 10 月 22 日从江西出发, 11 月 3 日即已到达贵州境内,14 日占领贵阳。21 日占领遵义,23 日,贵州全境宣布解放。 

父亲随军部在遵义解放的当天进入遵义城。      

 四  青春无悔 

遵义和江西上饶一样,也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背景深厚的西南重镇,它位于贵州省北部,北依大娄山,南临乌江,古为梁州之城,是由黔入川的咽喉,黔北重镇。

“ 遵义 ” 其名出自《尚书》: “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 ” 。商周时代诸侯小国鳖国,秦汉时代称鄨县,唐宋元明时代称播州。居住在大娄山东麓鄨水流域的上古鳖族,是巴人的重要支系之一,也是蜀人的重要起源之一。唐代,播州是巴蜀地区抵御高原部落国的边境重镇。宋代,播州杨家将是西南地区抗击蒙古入侵的中坚力量。元代,播州土司控制疆域北濒长江,南临红水河,横跨云贵高原。明末战乱,四川惨遭屠戮,惟遵义府幸存。

清雍正年间,遵义划入贵州,是贵州省重要的粮食产地和财政来源之一。前八至五世纪前后的春秋时期,现在的遵义市所辖地域,先后或分别属于牂柯、巴、蜀、鳖、鳛等邦国。战国时期,今遵义一带属于 “ 大夜郎国 ” 的范围。西汉元光五年(前 130 年),置犍为郡,郡治鳖县,即在今遵义市中心城区附近。元鼎六年(前 111 年),于夜郎地置牂柯郡 。从 1372 -1728遵义隶属四川整整三百五十六 年雍正六年( 1728 年),清政府划遵入黔,遵义县随遵义府由四川省改隶贵州省。 

遵义历史上曾经出过很多著名的学者和名人,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扣问中原文化的著名学者 尹珍 。 

尹珍(公元 79 ~ 162 ),字道真,东汉牂牁郡毋敛人(今正安县境内)。贵州最早见诸文字,最先走出大山、叩问中原文化的著名学者、文学家、教育家和书法家。有关这位名人的事迹,尹道真 ( 尹珍 ) 《华阳国志》、《后汉书》等史书均有记载,就连《中国人名大辞典》、《辞海》等权威性辞典也有专条介绍。  

尹珍是贵州汉文化的传播人,西南汉文化教育的开拓者,数千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川滇黔三省皆留其办校的遗迹,祭祀庙宇香火绵延。作为贵州文化教育之拓荒人,尹珍那种不甘落后、奋发自强、热爱家乡、回报故土的精神便成为了贵州学人的楷模,受尹珍先生的影响,贵州各地尊师重教为风气,因而推动了贵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此外,还有清朝时期享有盛誉的西南巨儒郑珍( 1806 ~ 1864 ,清代官员、学者。字子尹,晚号柴翁,贵州遵义人。道光十七年举人,为晚清宋诗派作家,其诗风格奇崛,时伤艰涩。)中国第一位住日本公使黎庶昌。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遵义,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才有了娄山关战役、四渡赤水河等辉煌的篇章,使工农红军转危为安,长征才能成为一次胜利的征程,才有了中国革命今天的胜利。所以,遵义在历史上和今天,都被视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在中共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伟大的历史功绩。

父亲进入遵义城后,很快就被调到十六军军部,担任军党委秘书和军政委私人秘书。参加了建立政权、清匪反霸的工作。 

十六军是一支历史悠久的部队,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昌起义 、平江起义及湘南暴动和闽西暴动等。抗战时期 ,这些武装力量逐渐发展成为共产党的冀鲁豫军区部队。第二次内战爆发后,冀鲁豫军区部队于1945年10月重组为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当时纵队司令员为杨得志,政治委员为苏振华。1947年杨勇担任司令员。在参与豫北战役和鲁西南战役后,于1947年8月随本军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后又参与豫东、郑州等战役,更在淮海战役与国军第十二兵团(亦称黄维兵团)激战并将其全歼。  

1949年2月19日,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被改编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军,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5兵团。尹先炳任军长,政委王辉球,4月参与渡江战役。1949年10月向大西南进军,并于11月占领贵阳。后又进军四川,参与成都战役。 在沙坪(今峨边)俘敌川湘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先后夺占东山、峨眉、夹江、洪雅等县城,彻底截断了胡宗南集团逃往西康云南的退路,并协同友军全歼胡宗南集团。1950 年 1 月,除第 48 师调归川南军区留守泸州,其余部队回师贵州,参加剿匪和新区政权建设,军部驻守遵义。

16军于1952年12月入朝参战,朝鲜停战后,16军于1958年4月奉命回国,成为最晚撤离朝鲜的部队,1985年被改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集团军。      

16军也是将星辈出的部队,除了老一代的将军如杨得志、杨勇、苏振华等,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副总参谋长的隗福临、原广州军区司令员和国防大学校长朱敦法、原南京军区政委方祖歧都在该军任职过。

父亲从江西地下党转入部队后,就是在这样一支英雄的部队里工作,一直到16军奉命北上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才从16军转到遵义军分区,担任分区文教办主任,从事军队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 

在16军工作期间,父亲在军首长的直接领导下,参与了大量的工作,在遵义和整个贵州的政权初创时期,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武装活动十分猖獗,很多县城解放后又被土匪占领,守卫县城的军政干部常常被杀害,有的县城经过几次占领才最终获得解放。所以,建立和巩固政权,以及清匪反霸的工作非常艰巨。父亲在他的岗位上忠实地履行着职责,为军党委起草各种文件,陪同首长到各地视察,还负责在清匪反霸中对收缴上交的贵重财物进行管理,面对整箱的金银首饰从来都无动于衷。 父亲作为知识分子,非常率直,一向嫉恶如仇,有一天,军长的家庭保姆到军部哭诉,说军长欺负了她,我父亲出于义愤和职责,向军政委反映,此事可能就是我父亲留在被调到遵义军分区,而没有随军入川作战和赴朝参战的原因。后来,这位军长在朝鲜又欺负朝鲜女人被告到毛泽东那里,毛说:“他搞了几个女人就降他几级”,他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唯一没有当时将军的军长。政委和我父亲关系一直很好,直到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当副政委期间,每年都会去北京看望这位老首长。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19岁的16军军大女学生跟父亲认识了,并且很快就彼此相爱。她就是我的母亲——刘灿英。

母亲那时候是一个非常漂亮文静的女孩,外祖父是一位有名的乡绅,在坛厂镇也算首富,由于在当地有不少房产,被送一雅号“刘半街”。庆幸的是解放时,外祖父因为抽鸦片,把家产基本败光了,加上母亲后来在遵义军分区机要科工作,土改时,找到地委书记苗春亭,最后给了个平民成份,这样一个成份,让我母亲一辈子没有受到什么委屈。

遵义解放的时候,母亲刚读完仁怀县立高中。由于从小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理、思想进步,抗战时期就经常参加县里的抗日宣传活动。老人家痛风22年,后期基本不能连贯说上四个字,但却还能唱几句“松花江上”这首抗日时期的名歌。听说部队准备把她介绍给那些老八路,被她拒绝了。那时候很多老干部有的还没有结婚,有的虽然有家庭,但都留在了老区,所以也想找个年轻漂亮的女孩重新成家。

1949年11月底,也就是遵义解放的第三天,她同两个同学毅然决定到遵义参军。于是,三个女孩离开家乡,翻山越岭走了三天,行程两百多华里,到遵义报考了16军军大。多年后母亲的两个同学,一个当上遵义市委副书记,一个是地区妇联主任,母亲则在国营企业长期从事财务工作。一辈子在事业上虽然没有多大成绩,但无论在哪里,都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做好本职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从未出过差错。

母亲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艰难的环境中,将我们一堆儿女抚养成人,使我们得到良好的教育。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这些儿女除五妹还年幼外,四对夫妻竟然有六个大学教师,一个作家、一个研究员。

1950年底,母亲从16军军大毕业后,被分配在遵义军分区机要科当参谋,后来又被派到匪换严重的正安县武装部工作,她在武装人员的护送下,冒着生命危险经常来往于土匪出没的荒山野岭之中,接收和传达上级的命令。

1954年底,母亲转业到遵义地委工作,一年后,在军分区的小食堂里,她和父亲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地委书记李书波亲自主持了结婚仪式。从此以后,父母手牵手,拖儿带女、节衣缩食、历尽艰辛,走过了风风雨雨几十年无怨无悔的人生旅途。 

五   风雨人生

在中共历史上,极左路线一直是困绕党和革命队伍的一把枷锁。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这种错误一但发生,无数人就会受到牵连,甚至被错误杀害,党和军队就会蒙受巨大损失。从红色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从清查ab团,到延安的清查敌特运动。新中国成立前,这些错误运动,或者叫运动中的错误,有的是党中央的决策错误造成,有的是执行者在执行过程中的错误导致。
30年代的肃反运动中,广丰这样一个闽赣革命根据地同样未能幸免。八千人左右的队伍竟然被错误杀害了四千多人,致使这一革命根据地元气大伤,在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中最终遭到失败。一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才重新建立了党的组织,并拥有了革命武装。 

也许是历史原因造成,也许是党内斗争的需要,全国解放后,从1950年到1966年,短短十六年的时间里,中央先后发动了清匪反霸、三反无反、反右倾、反右、大跃进,一直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使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再次卷入了十年内乱的灾难之中。

客观地说,对于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用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制度,都起到了非常及时有效的作用。但是,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基本上都是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一次次地伤害着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伤害着无数从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走过来的革命者和一大批信仰共产主义、特别是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优秀知识分子。父亲作为一个香港的大学生、一个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地下工作者,又长期在文教战线工作,当然不可能置身于这些政治运动之外。
1950年底,父亲没有随16军赴朝参战,调到遵义军分区工作。在分区文教办任职期间,他不愧为香港达德学院的学生,长期接受中国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大师的培养教育,他的理论水平和文化底蕴,以及正直爽朗的性格深得首长和学员的尊敬和好评。 
但是,作为那个特殊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也有一些难以被人理解和接受的个性,比如性格直爽、立场鲜明,工作一丝不苟、生活上自主性强。听说他从不参加部队每天例行的早操训练,在分区三个喜欢穿西装、系领带的人中,一个司令员、一个参谋长,还有一个就是父亲。 
父亲最大的不幸就是生活在一个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这些运动又大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所以他空有一身抱负、满腔热血,却不能尽力施展。父亲最大的幸事,就是在哪里都能遇到很好的领导,这些领导都非常欣赏、甚至保护他,1957年,父亲被派往南京军事学院学习,那时候学院院长正是刘伯承元帅。 本来父亲应该是很有前途的青年干部,却因为香港地下党的身份而长期被压制。主要原因就因为毛泽东给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大概意思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之类。
两次大的运动给新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就是 1958 年的大跃进和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次灾难所造成的损失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破坏,而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倒退,使我们年轻的共和国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 
1958 年,大跃进中所发生的虚报浮夸、放卫星、人民公社等等做法,最终导致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大面积的饥慌给人们带来了饥饿、疾病和死亡。 1960 年,仅仅遵义地区的湄潭县就饿死一万多人。就连我这个刚刚出生的干部子女,也是吃着喂猪的米糠饼干长大的。

父母带着我们大的三个子女艰难度日。父亲每次出差回来,都会花上几分钱给我们买点什么小食品,哄我们开心。记得有一次他回来后,将饼干藏了起来。我偷偷爬到床下,摸到一块象饼干的东西,拿着就往嘴里塞,吃了一大口才知道是肥皂。 

1960 年的湄潭饿死一万多人的事件,在全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地委书记李苏波作为主要领导被调离。他所信任的一批干部也被调整,父亲作为李苏波非常欣赏的年轻人,被调到仁怀县委党校担任校长一职,文化大革命前又改任文教局长。

在文教局长任上,父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领导,展现了他宽阔的胸怀和优秀的领导能力。他在加强学校管理、很抓教学质量的同时,大胆使用优秀人才,包括曾经被错划为和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充分地信任他们,鼓励他们放下思想包袱,大胆从事教学,甚至把一些优秀的教师提拔到领导岗位。事隔多年,很多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提到父亲,仍流露出尊敬和感激之情。两年前,遵义著名作家刘星在他的散文集中专门写了一篇短文:“南下干部韩局长”,真诚地表达了对这位老领导的怀念之情。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刚刚过去,中国人民还没有从灾难中恢复过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作为仁怀县文化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父亲这一次没有前几次运动那样幸运,他成了第一个被打倒的对象。 

移民美国的部分后人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1 年的五年期间,父亲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日子。被造反派随意楸斗,戴上纸高帽,反缄双臂游街示众。因为他曾经在香港求学,又是地下党,造反派就给他安了两顶黑帽子:“大特务、大汉奸,”并大写在帽子上。记得一天上午,家里正准备吃饭,突然闯进来几个头戴藤帽,肩扛铁制长矛的人。他们一进门就气势汹汹地问:“韩金汉在吗,我们来抓他去参加批斗会。”母亲战战兢兢的说:“他还没回来。”这些造反派仔细查看了家里,确定我父亲不在后才悻悻离去。 
父亲被造反派楸斗一段时间后,就被关进了牛棚,每天做些喂猪养牛种地的事情,然后学习反省。交代他的“特务经历”和“汉奸事实”。几个月后,他被放出牛棚,安排到县政府食堂煮饭,最后又被下放到一个偏远的乡——中华公社劳动改造。

可以说,在十年内乱的年代,父亲除了没被扔进监狱,几乎所有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都承受过;在他坚强的意志后面,也曾无数次偷偷流泪,内心深处,同样留下了一道道伤痕。 他常常讲:“共产党不会这样长期下去的。”这简单的一句话,表达了父亲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无比忠诚。也正是这种信任,使他能始终坚守信仰,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用最大的信心去面对。

父亲能够坚持,和母亲的信任与陪伴是分不开的,无论父亲如何被折磨、家庭如何受歧视,生活怎样艰难,母亲都能以顽强的毅力、最深的妻情和母爱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在外受够委屈以后回到家里,就象回到宁静的港湾,与我们这些儿女一起,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使他受伤的心灵得到最大的抚慰。同时也要感谢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对父亲的尊重和亲近,即使在父亲被打倒、被折磨的时候也丝毫没有减少,并且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保护他、照顾他。在机关食堂当厨师下手,师傅总是让他做些最轻松的活,有好吃的还会偷偷给父亲舀上一碗,生怕父亲因为吃不饱而受了委屈。下放中华公社接受改造期间,也得到了公社领导和乡亲们的关心和照顾。有一次,我去公社看望父亲,临别时,乡亲们硬是东拼西凑,给我装了满满一筐鸡蛋让我带回家。那时,我刚好十岁,但这些往事却让我记忆犹新、终身难忘。 
1971 年,父亲终于被“解放”了,为了修建湘黔铁路,县里组织了民兵团,父亲被安排到民兵团担任营教导员,参加湘黔铁路的建设。在云贵高原的荒山野岭征战一年后,湘黔铁路胜利竣工,父亲又回到仁怀县,被安排在县体育局当局长。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 
父亲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即使在体育局,他也干得有声有色,一年多的时间,他亲自主持修建了全地区第一个灯光球场,主办了云贵川三省五县的篮球赛,将全县的体育活动搞得轰轰烈烈。一年后,父亲又回到了教育局担任局长,还给他升了半格——县科教办副主任兼。

1973 年,李书波重新回到遵义任地委书记,父亲提出了调回遵义市工作的请求,很快就得到了组织上的批准。由于没有合适的岗位,组织上就把他安排到地区文工团担任书记一职。这样,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八口(四弟和五妹已经在仁怀出生,还有外婆,)在经历了仁怀县十二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又回到了我的出生之地——遵义市。

六   青山何处埋忠骨 

父亲有政治家的胸怀和气魄,但却做不了政治家。以我的观点,要当政治家,必须先当政客,父亲不是政客的料,所以也当不了政治家。父亲是一个难得的知识分子干部,但却遇到了一个知识无用的年代,生不逢时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

不过,相比于其他的很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父亲已经很幸运了。反右倾、反右派的运动中,他没有受过委屈,文化大革命虽然第一个受到冲击,承受了很多委屈和折磨,但只经历了五年的时间便被平反昭雪,重回岗位。但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也注定了父亲一生都难以施展更多的才华,而只能被怀疑、受排挤,在组织的安排下从事一些他并不熟悉,甚至并不喜欢的工作。

遵义地区文工团,即现在的黔剧团,文化大革命前就是一个地方保留剧种,文革中也是被重点冲击的对象,即使还有些演出任务,也不过是些样板戏之类。 父亲上任以后,首先对团里的班子和演员队伍进行了调整,大胆起用创作人员和优秀演员,鼓励创作、大胆演出,在短时间内将一个死气沉沉的剧团办得有声有色,一批批的舞台剧被搬上舞台,在当地公演,并组织优秀剧目,参加全省和全国的调演,多次获得各种奖项和荣誉。        

说实话,父亲早年在香港学的是新闻,对文艺和体育都不熟悉,但凭着对工作的强烈责任感,无论在什么岗位,他都能充分展现自己的管理水平,把工作做到最好。他那宽阔的胸怀、正直善良的人品,开朗乐观的性格,在哪里都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和敬重。    

作为江西走出来的干部,父亲和他的很多战友一样,时刻牵挂着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牵挂着故乡的亲人,关心着家乡的建设和发展。祖母虽然早已辞世,他仍然每隔两三年就会带着母亲和大哥回广丰老家,一住就是半月以上。在遵义,父亲和很多广丰老乡主动发起了捐助家乡建设的活动,在生活都不宽余的境况下,老乡们慷慨解囊,积攒了不多的钱,寄回家乡。也许这些钱对家乡仅仅是杯水车薪,但它却充分表达了这些老干部对故乡的牵挂之情。  

风风雨雨的岁月中,我们这些儿女也慢慢长大成人。1977 年,应该是父母最欣慰的一年。大哥从下乡知青参加了部队,二姐也从下乡的生产队考上了重点大学,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为了让我不再去乡下当知青,高一都没有读完,就想办法到赤水航运分局当了一名水手。两年后,我也凭自己的努力,从船上考上了大学,又过两年,四弟也成了重点大学的学生。   

曾在白宫工作的外孙丹丹

1976 年,十年内乱终于结束了,父母和所有中国人一样,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生活开始逐渐恢复正常。 1979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正式开始了。那时候,全国各地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追悼会的哀乐声,无数的亲人和战友面对含冤去世的亲人的哭泣声,那是对无数屈死冤魂的深深悲痛与怀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风吹遍大地,一大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尽冤屈和摧残的知识分子,终于得到平反昭雪,得到了早应该属于他们的尊严。父亲也被提拔为地区文化局副局长。遗憾的是这时的他五十多岁,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 1986 年,父亲退居二线担任调研员。同时还兼任史志办主任,继续为遵义地区文化史的整理和保护孜孜不倦的工作。遵义地区文工团,即现在的黔剧团,文化大革命前就是一个地方保留剧种,文革中也是被重点冲击的对象,即使还有些演出任务,也不过是些样板戏之类。 父亲上任以后,首先对团里的班子和演员队伍进行了调整,大胆起用创作人员和优秀演员,鼓励创作、大胆演出,在短时间内将一个死气沉沉的剧团办得有声有色,一批批的舞台剧被搬上舞台,在当地公演,并组织优秀剧目,参加全省和全国的调演,多次获得各种奖项和荣誉。 

说实话,父亲早年在香港学的是新闻,对文艺和体育都不熟悉,但凭着对工作的强烈责任感,无论在什么岗位,他都能充分展现自己的管理水平,把工作做到最好。他那宽阔的胸怀、正直善良的人品,开朗乐观的性格,在哪里都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和敬重。 

作为江西走出来的干部,父亲和他的很多战友一样,时刻牵挂着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牵挂着故乡的亲人,关心着家乡的建设和发展。祖母虽然早已辞世,他仍然每隔两三年就会带着母亲和大哥回广丰老家,一住就是半月以上。在遵义,父亲和很多广丰老乡主动发起了捐助家乡建设的活动,在生活都不宽余的境况下,老乡们慷慨解囊,积攒了不多的钱,寄回家乡。也许这些钱对家乡仅仅是杯水车薪,但它却充分表达了这些老干部对故乡的牵挂之情。 

风风雨雨的岁月中,我们这些儿女也慢慢长大成人。1977 年,应该是父母最欣慰的一年。大哥从下乡知青参加了部队,二姐也从下乡的生产队考上了重点大学,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为了让我不再去乡下当知青,高一都没有读完,就想办法到赤水航运分局当了一名水手。两年后,我也凭自己的努力,从船上考上了大学,又过两年,四弟也成了重点大学的学生。 

1976 年,十年内乱终于结束了,父母和所有中国人一样,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生活开始逐渐恢复正常。 1979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正式开始了,那时候,全国各地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追悼会的哀乐声,无数的亲人和战友面对含冤去世的亲人的哭泣声,那是对无数屈死冤魂的深深悲痛与怀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风吹遍大地,一大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尽冤屈和摧残的知识分子,终于得到平反昭雪,得到了早应该属于他们的尊严。父亲也被提拔为地区文化局副局长。遗憾的是这时的他五十多岁,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 1986 年,父亲退居二线担任调研员。同时还兼任史志办主任,继续为遵义地区文化史的整理和保护孜孜不倦的工作。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父亲的表兄、同学加战友俞伯巍。他到贵州后担任了省文化厅厅长。俞伯巍先生不仅是一位正直善良、有水平的领导,也是一位优秀的剧作家。五十年代贵州著名的两部黔剧“秦良美”和“奢香夫人”就是由他亲自创作并搬上舞台的。作为贵州的地方剧目,直到今天仍然有它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由此也奠定了他作为贵州地方戏剧奠基人的地位。

1957年,俞伯巍先生被打成右派,一直蒙受冤屈几十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平反, 先是被安排到贵州省艺术专科学校任校长,后来担任文化厅长。九十年代初我父亲去世后不久,俞伯巍先生也在贵阳因病逝世。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父亲除了要承受精神上和工作上的压力,还有来自家庭经济和子女抚养教育的负担。父母工资加起来才一百四十元,却必须维持一家九口人的生活(大伯去世后,父亲从江西老家把十岁的侄子南均接到遵义抚养),每月人均生活费不到十三元钱。母亲就用这微薄的收入省吃俭用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其实母亲完全可以调到行政机关工作,为了能让家里日子过得好一点,她就一直待在食品公司和糖酒公司,因为在那些单位能买到一些便宜的食品,象牛杂、病猪之类,甚至还有没能孵出小鸡的鸡蛋也买回家来改善生活。我们大的三兄妹对这一段艰难的日子感受是很深的,因为放学后就必须去做家务,甚至是很重很累的活:用独轮车去乡下的煤窑拖煤回家煮饭取暖,到十几里外的慌山野岭割草、砍材,去附近的地里捡拾麦穗……;二姐至今左额上还留着她小时候背煤下山时摔伤的三道伤疤;为了抓两条小鱼回家,我也差点淹死在赤水河里。

母亲在仁怀也算富家子女,从小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性格内向、文静,在那些风风雨雨的人生旅途中,无论如何艰难,如何委屈,她一直无怨无悔地陪伴着父亲,将我们抚养成人。父亲去世后,母亲在1990年因为中风导至半身瘫痪,不能再识字,语言功能也受到严重影响,到后期基本上不能自理,在我们这些子女的照顾下,特别是因为五妹和妹夫的精心护理,她老人家竟然以顽强的毅力和良好的心态,一直开心地活了二十二年,直到2012年才以82岁高龄辞世。

(1952年母亲在遵义军分区)

母亲 您走好

昨天,您躺在病榻
儿守在身旁
今天,您躺在山上
儿守在墓旁

妈妈,告诉我
天堂到底什么模样
那里可有葱翠的青山
还有一条小溪
每天为您起舞、为您歌唱

看不见您的夜晚
好冷、好长
你睡过的床、坐过的椅
突然间空空荡荡

妈妈呀,我想告诉您
在天堂,一定要丢掉轮椅和拐杖
因为下辈子
我们还做您的儿女
母亲的健康
是儿女最大的期望

儿在想象
您走进天堂的风光
因为您的功勋
那里一定有迎接的仪仗
无论天上人间
我们都能证明
您的伟大、您的善良

这首诗是在母亲的坟前含泪而作,后来有小学在六一节时被校长推荐给学生在一千多学生的活动上朗诵。

刚刚步入晚年的父亲最大的快乐已经不是他的往事,而是我们这一群儿女。大哥可风转业后当了作家,二姐可钦和姐夫去了美国,我到大学当了一名法学教师,四弟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五妹也长大成人。三个孙子孙女和美国的两个外孙也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一家五姊妹,除五妹还小未婚外,四对夫妻六个大学教师,一个作家、一个研究员。在遵义那块土地上可算是一流家庭了。父亲和母亲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辛苦劳累之后,终于开始享受天伦之乐。遗憾的是父亲还没有好好的度度晚年,一场突发的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

1989 年12 月7 日 ,父亲偶感身体不适,住进了地区医院。医生误以为是一般的疾病而未与重视,耽误了宝贵的治疗时间。当父亲病情加重,确诊为重症胰腺炎后,已经难以挽救。12月10日凌晨六点过,手术后的十多小时以后,他老人家带着无数遗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将他的骨灰洒在了贵州高原这片山清水秀的土地上。

回不去的故乡
 
那一年
横扫大江南北的风暴
将您送往异乡
一枚戒指
成了风餐露宿的食粮
那是奶奶
出阁时珍藏的嫁妆
 
那一年
您走过高山和平原
越来越近的
是远离中原的鼓楼苗寨
越离越远的
是魂牵梦绕的故乡
 
是母亲的爱
撑起江南才子的浪漫
还是云贵高原
铸就男人的坚强
风雨飘摇中
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
再深的屈辱
也未动摇您的信仰
 
奶奶走了
临死还盯着西边的落日
因为
那是儿子离去的方向
后来
您也走了
躺在冰冷的墓园
守望
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父亲的后代们

后   记

父亲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与世长辞了,他和江西地下党的战友们,与那些西进贵州的数千同志们一道,无私地把自己的热血和青春、把自己的生命都献给了贵州高原。正是老一辈的无私奉献,才有了今天的多彩贵州,有了今天贵州的和平、安宁与发展。
作为子女,我觉得有义务、有责任将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这段历史展现出来,历史会记住他们,江西的父老乡亲永远不会忘记这些随军西征的数千将士,让一代代后人因提起这些前辈而倍感娇傲和自豪吧。虽说这篇文章是以我的父亲的故事为主线,但也是给老一辈的这段历史作一个较为详细的介绍,从江西上饶来到贵州的四千多人,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奠定了遵义这个偏远地区教育的基础。很多都是学校的校长、教育局长或文化界的中流砥柱。正因为这样,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很多人在历次运动中受尽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由于笔者的文学水平所限,以及对这段历史认知的肤浅,在文中表述如有不实之处,尚请原谅。因为这是我们作儿女的对父辈应有的态度,更是对这段特殊历史和一群特殊历史人物的怀念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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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舸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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