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与文学虚构 / 顾艳(美国)

作者简介:

国家一级作家,文学教授,博士,1980年考入浙江大学中文系。1981年3月,在《北方文学》发表处女作。1993年5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7年访学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夏威夷大学,1999年被浙江省评为浙江1949至1999当代作家“五十位杰出作家”之一,曾任浙江省作家协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2009年至2012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演讲和生活。已出版著作28部,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灵魂的舞蹈》《辛亥风云》《荻港村》,短篇小说集《无家可归》《艺术生涯》《九堡》,诗集《火的雕像》、《顾艳短诗选》,散文集《岁月繁花》、《一个人的岁月》,以及译著《程砚秋与现代京剧发展研究》等。现旅居美国华盛顿特区。

历史叙事与文学虚构 — 辛亥革命的前世今生

谢谢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邀请我来做这个系列讲座。也谢谢各位教授和同学们来听我的演讲。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历史叙事与文学虚构——辛亥革命的前世今生》,以我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辛亥风云》为例。

我不是研究辛亥革命的专家,对于辛亥革命你们肯定比我了解更多、更透彻。我呢,只是小时候与绍兴的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尽管我八九岁时他们已白发苍苍,但他们讲的故事一直记在我心里。那些有趣的家常里短故事,待我长大之后才知道原来都与辛亥革命有关。

自从我1998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杭州女人》,就酝酿着写《辛亥风云》这部书,但总是一拖再拖。其主要原因是觉得自己笔力不够,火候不到,写不了那么厚重的作品。因此,那时候写了个书名就束之高阁。直到2005年我又有想写它的感觉,当时手头正在写长篇小说《灵魂的舞蹈》。于是,一边写《灵魂的舞蹈》,一边搜集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然而读那些辛亥革命的资料,远没有小时候听外祖父母讲的故事来得深动。于是,我想如果没有新意,大家都知道的历史,我要写它干什么呢?

因此写完长篇小说《灵魂的舞蹈》的两年里,我写了一部评传,一部农村长篇小说。到了2008年底,《辛亥风云》的创作激情再一次闪现,这时构思已基本成熟。到了2009年元旦那天,我写下这样的开头:

沈鸿庆刚娶了媳妇,蜜月还没有度完,就去蒙馆给孩子们上课了。在私塾里担任教师才一年的他,给这所蒙馆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勤耕读”书屋。他家离“勤耕读”书屋只两里路,每次他都像老先生那样捧着紫茶壶去。他光光的额头后面拖着一条长辫子,走在沿河的青石板路上,冬日里凛冽的西北风呼呼地吹来,让他的鼻子冻得通红。尽管新娘子邬爱香,给他编织了黑色的长长的粗毛围巾,可他却压在箱底里舍不得围。

写完第一小节,我便知道我写的《辛亥风云》,将是一部超历史小说的原始风情画。也就是说,我不是仅仅以真实的历史人物来写历史小说,还有不少虚构人物。我并没有用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来做男女主人公,而是以有原型的同时又通过艺术加工的小人物来做全书的男女主人公;并且以绍兴为主要地域而展开故事,这就给了我既熟悉又陌生的想象与驰骋空间。我把自己融入于男女主人公里,呼吸着他们的呼吸,感觉着他们的感觉;开始与历史人物对话。

在读了大量的史料和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籍后,我发现1904年11月在上海诞生的光复会以及光复会成员,并没有被后人引起足够的重视。尽管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在日本联合湖南的华兴会和浙江的光复会成立了同盟会,但光复会后来的自行消亡,以及光复会重要领导人的性格很值得研究。

于是,我就把这部长篇小说定位在光复会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上,除了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光复会成员中的重要历史名人都成了我笔下的人物。而我呢,把这些历史名人还原成日常生活中有激情、有信仰的普通人。在这个基础上与他们交流,我感到趣味无穷。同时我透过他们的视野、感觉和信仰,便觉得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革命热情,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

中国自从秦始皇确定君主专制制度后,这个专制制度发展到晚清已走上了末路;而制度的末路又表现在晚清王朝统治的末世上。因为,有了世界大局的变化。什么变化呢?那就是西方科学与民主精神已在人类历史上拉开了序幕。一些欧洲专制国家,经过革命、改革与开放后,建立了民主制度,开始走向共和。共和革命的结果,一是君主立宪,即虚君共和,如英国;二是直接共和,如法国。

因此,西方在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发展,无形中影响到了中国,使中国不得不面临着世界的进步潮流。所以中国不想受列强的欺负,就要发展自己的强大军队。但是强兵需要富国,国家富了才能养军队。因此发展经济,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训练好自己的士兵,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然而,西方列强以枪炮和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场甲午海战,把满清三十年的富国强兵经济改革成果,全部毁灭殆尽。三十年富国强兵却打不过一个小日本,最后落得全军覆没、割地赔款;从而使满清王朝危机四伏,内乱不止,开始走向最后的衰亡。

这时候,中华民族真正面临着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艰难时日。如果说,外患表现在列强对中国的贪心;那么,内忧则表现在以太平天国造反为代表的一些人民的起义、造反和反抗上。这给晚清的中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时局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光绪帝的支持下进行了为期103天的戊戌变法,试图推行新政,富国强兵,从统治阶级上层进行改革;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保守势力,残酷地镇压了这次变法。因此,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的改良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行不通。于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从改良到革命的艰难探索。

由于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变法的失败;以及义和团的造反,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等历史背景下,孙中山选择了政治上的革命。他主张学习西方民主革命的方式,以走民主革命的道路来推翻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和腐败的满清封建王朝。而事实上,辛亥革命不是改朝换代,是改朝换制;是推翻了旧王朝,建立了新制度。

我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沈鸿庆,虽然是个小人物,但他是革命的经历者与参与者。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与绍兴的徐锡麟一拍即合,成为知交。在许多观念上,他深受徐锡麟的启蒙与影响,从而使他萌发了革命热情。他立志到日本东京留学,并想让自己从个人主义的小圈子里走出来,抑或是说想摆脱家庭的羁绊,融入到东京的革命大炉火里;却遭到既传统又保守的父亲的反对。几经周折后,他终于顺利地来到东京弘文学院。

在弘文学院里,他与周树人、许寿裳、黄兴等成了同学;同时,结识了陶成章、龚宝铨、章太炎、宋教仁、秋瑾等;除了留学,他还任《浙江潮》杂志的编辑,后来又任《民报》的编辑。

在小说中,我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生活层面,重视男性“革命”背后女性的生存、付出,使之以男性主人公沈鸿庆为主线的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参与者,与以女性主人公邬爱香为主线的社会、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劳动者、坚守者,交融一体,构成一幅当时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图。

我想只有这样,我的小说才是踏实的,才能有泥土的感觉。如果一味地写历史人物和辛亥革命的战斗场景,那么仿佛树没有了根,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

我的笔墨透过男主人公沈鸿庆,走进了辛亥革命前后二十年。沉浸在小说创作中,与历史人物交流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因为我与他们的对话,不是冷板的硬生生的资料,而是赋予了血液和空气。我的《辛亥风云》再过几个月就出版了,但现在读者还暂时看不到这本书、看不到我小说中的细节和众多虚构人物的俗世生活,以及在乱世中他们的生存和矛盾。所以,今天我撇开书中的那些虚构人物,先来谈谈与男主人公沈鸿庆有着千丝万屡关系的光复会重要成员,譬如,陶成章、章太炎、王金发、周树人等。

先说陶成章吧,陶成章在我的小说中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他主持光复会的日常工作,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但他的性格造成了他的悲剧。他在东京与章太炎主持《民报》时,对孙中山的经济问题提出了质疑。因为他不相信孙中山也有困难,而事实上孙中山因河口起义失败,被越南法国殖民当局解送到新加坡的六百多名战士需要安置。孙中山见陶成章来要钱,还是将自己的手表、衣服交给陶成章变卖。本来孙中山以为陶成章变卖他的衣服、手表后,《民报》便可以维持一段时间,谁知陶成章狮子大开口,提出筹款五万元的要求,这下孙中山实在办不到了。

陶成章性格耿直,又喜欢一意孤行。他不相信孙中山没钱,因此误会越来越大。当陶成章再一次赴南洋筹款时,付诸于行动地找来五六个人,其中李燮和是湖南人,与他比较投缘。陶成章便与他们一起在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发表《同盟会七省意见书》,(即《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在汇丰银行有巨额存款,贪污革命经费两万元,有“谎骗营私”,“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三种十二项“罪状”,提出九条善后办法,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陶成章为了泄一己愤懑,欲想把事情闹大;后来还把材料寄给美国各个中文报纸。这给孙中山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孙中山当然很生气。

陶成章是光复会的灵魂人物,如果他不那么偏激,也许就不会英年早逝。沪杭光复后,陈其美任沪军都督,李燮和任淞沪都督;汤寿潜任浙江都督,陶成章任总参议。陶成章从南洋赶回杭州走马上任后,一刻也闲不住。因为陈其美被任沪军都督,他有些愤愤不平。他想为什么功劳卓著的李燮和只任淞沪都督?这许是同盟会有意排挤光复会?其实,陶成章与陈其美的矛盾由来已久。有次陈其美为筹沪军军费,在会上向陶成章在南洋筹得的款项中提取伍万元。陶成章心直口快道:“我提醒你,这钱来之不易,是专供革命用的,你别拿这钱去嫖妓。”

陶成章这么一说,让陈其美在会上显得特别尴尬。上海青帮老大出身的陈其美也不是好惹的,他拔出手枪道:“你别血口喷人,谁用革命的钱嫖妓了?”会场上,顿时一片喧哗。从此,陶成章成了陈其美的眼中钉、肉中刺,两个人的私人矛盾就更加恶化了。不久,陶成章被人追杀,躲进了上海广慈医院;但还是被两个戴黑罩的蒙面刺客暗杀了。

周树人闻讯后说:“……而今陶君复殒于私剑矣,车过腹痛之感,如何可言!使君辈存,令此人死,华土之人,其永却不悟者矣。呜呼!陶君经营伟业,福被吾族。今不死于异族,而死于同种之手,岂命也夫!君之死,本于敌谋,或出自私利,虽不可知,要之汉人亲将其事则一。”在东京时,周树人与许寿裳谈起陶成章便赞不绝口,称他为“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并戏称他为“焕强盗。”陶成章被暗杀,有人愤怒道:“为什么一代功臣,一位脚踏实地的干将白白死在曾经共同革命的‘同志’的暗枪下?这不仅是革命者的个人之冤,亦是民族之不幸。”陶成章死后,许多光复会成员不敢说自己是光复会会员,可想而知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不久,光复会便消亡了。因此,陶成章被暗杀,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亦是整个光复会的悲剧。

与陶成章一起在东京主持《民报》的章太炎,在我的笔下是个可爱的人物。我的书中主人公沈鸿庆是他手下的一名编辑。沈鸿庆认为在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运动中,章太炎是最了不起的人物。章太炎性情中人,有趣的故事很多,而我则喜欢他的名士气。他学术上的成就,连袁世凯也拿他没有办法,只能给他软禁起来,一软禁就是三年。

章太炎威武不屈,雄风犹在,大骂袁世凯祸国殃民,封建独裁,血腥军阀,荼毒天下。最可爱的是章太炎在玻璃窗上贴满“袁贼”二字。这还不消气,在院子里挖一个洞,将写满无数诅咒袁世凯的纸,扔进洞里去烧,一边烧,一边手舞足蹈地大呼“袁贼”烧死啦!真是可爱得像个孩子。

然而这样还不解恨,他开始绝食,以死来对抗袁世凯。绝食前,他给女婿龚宝铨写了遗书。绝食到第六天,他已奄奄一息很虚弱了。袁世凯闻讯对警察总监吴炳湘道:“不能让他绝食,如果他饿死了,我拿你是问。”其实,袁世凯早就想杀章太炎,但害怕自己遗臭万年才不敢下手。章太炎的大女儿和女婿龚宝铨闻讯,迅速从杭州赶来北京。这时章太炎已被袁世凯软禁到钱粮胡同。章太炎的大女儿以为父亲已死,悲愤之极后,悬梁自尽了;待丈夫龚宝铨发现后,为时已晚。

章太炎有十大弟子,个个功成名就。他非常看重刘师培,邀他来日本又与他合住在一起。因为爱才心切,又看不怪刘师培的夫人何震与姻弟汪公权出双入对地进出而闹了矛盾;后来汪公权在茶水里下毒,发生了“毒茶案”。几年后,汪公权被王金发所杀。但章太炎对多年不通音讯的刘师培,仍然在惦念中。尽管章太炎在我的书中不是主人公,可他的革命精神和人格魅力时时影响着我的主人公沈鸿庆。拿他的学生鲁迅在他死后写纪念他的文章时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首先赞叹的不是他的学问,而是他的革命经历。

说到光复会,王金发是不得不提的人物。在我的书中王金发首先是一条好汉,后来酿成悲剧全在他的官迷心窍。他的悲剧与陶成章不同。如果说,陶成章只是性格悲剧,那么王金发除了当时种种客观原因之外,自身的缺点和错误是造成悲剧的主要因素。

王金发是乌带军头领,光复会骨干。1905年入徐锡麟、陶成章等创办的大通学堂;后来又是秋瑾的得力助手。秋瑾壮烈殉国后,满清政府把王金发作为要犯悬赏通缉。他们侦骑四出,到处搜捕。王金发逃入深山躲起来后,只能吃树皮野菜。天冷了,却没有御寒之衣,只能穿着单衣躲在洞穴里又冷又饿。终于他钻出洞穴,凭着自己的武功,向山下的富户干起打家劫舍的行当。

从此,“金发强盗”这一名称不胫而走。正当他无法脱身时,孙中山指示同盟会成员道:“秋瑾虽然捐躯,火种依然存在,毋忘我浙东受难的同志。”孙中山此时非常看中王金发,他派陈其美回国营救。陈其美回国后,又派人秘密赴嵊县乡间到处寻访,终于在深山老林中找到了王金发;并且将王金发连同他的母亲,一起接到了上海。

此时的陈其美,正在上海筹设秘密机关。因为经费不够,天保客栈无法盘下;王金发听了陈其美的感叹,心里急为陈其美所急,就把陈其美想盘天保客栈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是个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她感恩于陈其美派人救了她儿子,便回故乡把所有家产变卖后的几千元钱,如数交给陈其美,使陈其美很快盘下了天保客栈。从此,天保客栈成为上海革命党人秘密联络活动的据点,王金发也很快加入了同盟会,并且成为东南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健将,在光复杭州时立下了汗马功劳。

杭州光复后,王金发深夜带兵到达绍兴,准备独档一面。王金发因为不愿在浙江都督汤寿潜手下任浙江省建设部长,才来绍兴重建军政分府。当时周树人正在绍兴师范学校教书,便带领他的学生拿着红红绿绿的旗帜站在街道两侧,欢迎王金发及其他的部队。

后来,周树人被王金发任命为绍兴师范学校的校长。再后来周树人发现王金发这次来绍兴任军政分府都督,随身还带了亲戚、同乡和姨太太;且化公库为私囊,很是挥霍享受威武了一番。作为朋友,周树人好言相劝,但做了都督的王金发哪里还听得进朋友的劝告呢?

不久,王金发作为绍兴军政分府的都督,由于缺乏经验,不谙吏治,又受封建衙门的影响,不少措施令出未行,或执行走样,甚至被歪曲;他想改革,可是旧的习惯势力抵制改革,矛头直指他和亲信,并且告状告到了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这里。

由于形势急转而下,王金发只好取消绍兴军政分府,遣散了军队。他的北伐军副司令职位,也因取消了北伐而落空。尽管袁世凯委任他为“上将衔总统府顾问”,但他不愿意赴京,宁愿留守上海做寓公。这期间他用巨款购置了上海嵩山路一座庭院式别墅,还为了纪念秋瑾出资在上海白克路创办了一所“竞雄女校”。孙中山对他办的“竞雄女校”表示支持,特地手书寄来了“勤敏朴诚”四个字。然而,此时的王金发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一掷千金,沉湎于酒色和女色;已恢心丧气,意志消沉,没有了革命热情。

“二次革命”失败,王金发被以“国事犯”、“内乱罪”遭到通缉。因为二次革命起,王金发担任了浙江驻沪讨袁总司令。他派人回家乡召集旧部,策动部队,煽动防营,图谋攻打绍兴,重新开府;结果事情泄露,省城派徐乐尧为绍兴戒严司令,扑灭了防营起义。王金发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发动会党五百余人,急忙转奔宁波运动,把江北岸的旅馆和妓院统统住满了。妓女们的生意一下红火起来,只是宁波商界的人大为恐慌,以为王金发带来的兵马要抢金融中心江厦街了。于是有人密告袁世凯道:“王金发曾同乱党数人,于养日到宁,多方煽惑军队,拟先由九十七团三营占据军械局入手,即率队赴绍,联络台、温等地,相继独立,省会改建宁波……”

袁世凯一听便火冒三丈了,视王金发为一颗毒瘤。其实,王金发也可与大部分的革命党一样逃亡日本,但他舍不得丢下娇妻美妾。妻妾成群的日子,让他浸泡在柔情蜜意里骨头都软了。他成为了通缉犯,作为一个被通缉的犯人,他一时没了主张。倒是他母亲想出贿赂北洋政府陆军部,买来一张“据禀已悉,尔子王逸未附和乱党,已准免缉,嘱其安分读书,养才待用”的护身符。

本来有了护身符在家与妻妾玩玩,也许灾难就过去了。可是王金发总是不甘心、总是有官瘾。他与母亲商量后,决定北上面谢那些帮助他的人,顺便拉拢一下关系。他想如果可能,也许还能赐他一个官职。

王金发想得美滋滋的,出发时信心十足。然而北京陆军部并没有让他如愿,某军官见他身强力壮道:“看你身体不错,你既已犯了错,那就限你在半年之内拿获蒋介石、夏之麒等人以自赎。”王金发一听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知道这趟北京之行两边不讨好,且惹祸上身,真是后悔莫及。但是他明白自己绝对不会去做袁世凯和北洋政府陆军部的侦探,同时他也明白自己此趟赴京的污点难以洗清,从此会在革命党人中的名声一落千丈。

1915年6月2日,王金发被袁世凯的部下,枪决于杭州军人监狱。在我的小说中,王金发虽然有错,但他短暂的一生,作为辛亥革命的志士,可以说与辛亥革命共枯荣。譬如说,民国建立,他任绍兴分府都督,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复辟,王金发被害殉难,中间的甘苦荣辱都带有时代的烙印,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历史的足迹。有人说:“乃不死于前清之捕役,不死于光复时枪林弹雨中,而偏死于投诚以后的鬼魅官场。这岂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

周树人是王金发的朋友,对于王金发之死他是再清楚不过了。绍兴的官府就像当年中国的一个缩影,周树人对此有深刻的思考和太多的感慨。在我的小说中,周树人是个游离辛亥革命之外的人。尽管他早年留学日本,并且在日本参加了光复会,但他始终没有直接投入到辛亥革命的战斗中。也许在当年他就对许多事物看得很透彻,做一个冷静思考的旁观者才是他认为必须的。

辛亥革命十周年时,周树人已成为鲁迅,他的小说《阿Q正传》诞生了。我们从《阿Q正传》中,可以看到鲁迅以当时人写当时事,真实、直接与侧面地反映和记录了辛亥革命。

绍兴光复,鲁迅正在故乡绍兴,恰范爱农来了。鲁迅说:“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接着,他又说:“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几天,也大概换上了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事实上,那时期受贿是非常严重的,连谋害秋瑾的主犯章介眉,也在秋瑾的战友得到章家送来的一些款子后放掉了。

辛亥年间,王金发是英雄,是很有功劳的。然而衙门里的事是复杂的,王金发到绍兴当军政分府都督显然是陌生的。以他的江湖豪客之气,哪能不付学费、不走弯路?王金发喜欢听捧,按鲁迅的说法,王金发的死,是被捧杀的。

鲁迅说:“绅士以致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捧得他自己也忘其所以。”赵太爷、钱太爷和假洋鬼子等混进新政府的新老士绅在大捧之余,自然要借权生势,趁着无章可循、无规可守狠捞一把的。所以革命都督王金发的名声很快败坏了,甚至还不如清政府旧官吏,民怨腾起,人皆咒之。

我们拿《阿Q正传》里面的人物来看,无论赵太爷和假洋鬼子都是有人物底型的;就是白盔白甲的革命军也是有所象征的。当年的革命者扯起一块白布当旗,就开始了进攻和占领。小说中阿Q吵嚷革命的时候,正是乌带军头领王金发带兵在上海打完江南制造局,回杭州猛攻总督府、率部队回绍兴建立军政分府自称都督的日子。

鲁迅的阿Q搞的是精神胜利法,这不是仅仅包括麻木的庶民,还有一些知识阶层和社会阶层的精英。想想阿Q画圆圈,他是不知道为何画圈而去画圆圈,糊里糊涂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上画了个圆圈;而按别人画圆圈的,又有几个人清楚到底为什么画这样一个圆圈呢?

鲁迅当年讲到《阿Q正传》时说:“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或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在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

其实,鲁迅安排阿Q之死,不是死于赵太爷,假洋鬼子,亦不是死于小D和王胡,是被中华民国革命政权杀掉的,且是用旧法砍脑袋,余味深长。鲁迅写《阿Q正传》,是在告诫大家:如不警惕,新建立的民国革命政权不慎、产生错失腐败,也会杀人,且砍脑袋。想想也是,革命初起鱼龙混杂,地痞流氓,旧军官旧政官、士绅、黑社会帮众、立宪派等各色人物一齐进入新政府,自然是快速腐败,致贪乱的重要原因。不少党人在失败时,席卷钱财而去。

鲁迅以大悲哀、大觉悟、大清醒、大痛苦,洞识了国民的“阿Q症”。阿Q之死,糊糊涂涂被杀,这在辛亥年间并不是什么新鲜了不起的事,在起义独立的各省时有发生,连南京临时总统府里,也有这样被杀的阿Q。鲁迅深深哀悯的是,只看到不远不近要吃人肉的眼睛,且又钝又锋利,怎样地也绕不过去,只好叹道:罢了,糊涂糊涂糊糊涂涂!

在我的《辛亥风云》这部书中,除了男性革命者,还有女性革命者。我在书中着重表现“革命”及“革命者”的复杂性,以及普通人的多样性。在性别观念上,我用现代意识观照,使之无论历史上真实的女性革命者,还是我虚构的女性劳动者,都有她们各自的独特魅力和韵味。

秋瑾是众所周知的辛亥革命期间的女英雄,她的故事被人一写又写,电影也是一拍又拍。前段时间听说美国有一华裔导演不会讲中文,却拍了一部《秋瑾》的电影,还相当受欢迎。辛亥革命已近一百年了,她的今天依然如花朵般繁茂;人们以自己的理解去阐释过去的历史和英雄,是非常有意思的。然而秋瑾在我的笔下,不仅仅是一个女英雄,还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想当年,中国妇女还没有完全解放,秋瑾便以自己的女性意识反抗婚姻、参加革命。她对革命如火如荼的热情,与同样是绍兴人的徐锡麟不差上下。

有时我会呆呆地想,在绍兴这样的小地方,何以有徐锡麟和秋瑾这样的人为了推翻满清的腐败统治不惜自己的生命?也许除了年轻人的革命热情,那一定是与信仰有关吧!只有有信仰的人,才能豁出去舍生忘死。

1905年6月秋瑾在上海由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不久她又到日本东京参加了同盟会。虽然是女人,她却有着男人的刚烈。这年革命党人陈天华在日本投海后,同学们在留学生会馆为陈天华举行追悼会。秋瑾为主持人。大家在悲恸中为陈天华默哀,然而默哀一结束,秋瑾便情绪激愤地动员大家道:“热爱祖国的同学们,咱们立即回国,自谋出路去吧!”

可是有一些留学生并不想马上回国,他们表达不同的看法时,激起了秋瑾的义愤。秋瑾立即抽出匕首,往讲台一插,以示回国的决心;让站在一边善于冷静思考的周树人有些为她担心。在周树人眼里,秋瑾总是乒乒乓乓按奈不住自己的情绪,他认为这样容易出事情的。徐锡麟和秋瑾倒是一拍即合,两个人的个性相近又趣味相投,他们立即打道回国。

回国后,秋瑾和陈伯平在上海一起试制炸弹,不慎爆炸,陈伯平伤眼睛,秋瑾伤了手臂,还险遭逮捕呢!后来在徐锡麟的推荐下,她接任大通学堂监督。在接任大通学堂监督前,秋瑾先后在绍兴明道女学堂和南浔浔溪女学堂教过书。虽然教书时间不长,但也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因此她一上任便很重视体育,添设了体育会。她本想让女学生皆习兵式体操,编成女国民军。

然而女学生报名者廖廖无几,不得已她只能从各县会党头目中招来数十人习兵操;而她自己则像一个久经沙场的将军那样,穿着军衣,怀着勃朗宁手枪,腰佩雪亮的倭刀,带领学生们军事训练。有时她骑着高头大马,踌躇满志地行进在山阴大道上。她不仅喜欢结交知心女友,还喜欢广交男朋友,这让某些士绅所不悦,一时流言四起,但她依然我行我素,女性意识十分强烈,并且还着手创办《中国女报》。

1907年1月14日,《中国女报》终于在上海创刊了。可以想像缠过小脚的秋瑾,举着《中国女报》的大旗,呼喊着:“把中国女界之黑暗、女界前途之危险、奔走呼号于我同胞诸姊妹之前、使我女界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大光明世界”时,是多么的自豪。

只是《中国女报》在同年三月出版第二期后,秋瑾因忙于准备武装起义不得不中辍。应该说,革命党人秋瑾与女性主义者秋瑾是合二为一的。就是徐锡麟在安庆起义惨遭失败,波及到她而被捕后,她的女性意识仍然是十分强烈的。在我的书中,她被押往绍兴轩亭口临刑前,刽子手问她道:“还有什么遗言?”秋瑾愤怒地说:“革命党人不怕死,欲杀便杀;但是我要警告你们,我死后不准扒我的衣服、解我的钮扣。”这虽然是我小说中对秋瑾的阐释,但我想这是女性主义者的尊严,秋瑾应该会这样说的。

这就是我理解的秋瑾。

除了秋瑾,在我的小说中还有一位绍兴女人也非常值得钦佩。她就是徐锡麟的妻子、光复会会员王振汉。她支持丈夫的革命行动,夫唱妇随,是通行达理的贤内助。徐锡麟在安庆遇难后,她强忍悲痛,冒着倾盆大雨抱着儿子踏上回家乡的路,然后又到日本避难。辛亥年,她才从日本回到绍兴。这时候由于眼疾,她的眼睛瞎了;但她依然恢复丈夫从前在家乡办的“热诚学堂”,为教育事业尽一份力量。在我的笔下,王振汉是个淑女,但为了丈夫的革命事业,她简直可以上刀山下火海,把生命置之度外;这在那个时代的普通女性中是不多见的。她在我的小说中,展现了女人的坚韧和支撑。

前面说过,光复会的灵魂人物是陶成章,但在陶成章赴南洋不能操持日常事务时,就由尹锐志和尹维俊两姐妹替代。尹锐志和尹维俊是上海锐峻学社的成员。尹锐志不满十五岁就加入了光复会,带着妹妹尹维峻去绍兴找秋瑾。经秋瑾介绍,入明道女校读书,随之尹维峻也加入了光复会,其时只有十岁,应该是光复会最年幼的会员。

在秋瑾牺牲前的一年里,尹氏姐妹始终跟随在其身边,形同左臂右膀。秋瑾就义后,两人常驻光复会在上海的秘密联络机关“锐进学社”。陶成章赴南洋时,姐妹俩就不仅替代陶成章操持日常事务,还往来于江浙各地,调兵筹饷,策应四方。这对只有十来岁的女孩子,却干着惊天动地的事情。

在上海“锐进学社”时,姐妹俩凭借一本化工技师给的炸弹制造专业书籍,一边研读,一边试验,结果真把炸弹做了出来。后来她们为给秋瑾报仇,携带密制炸弹潜入北京,伺机一年,试图谋毙清廷要员。然而因人地生疏,清廷防范严密,最终无从下手,未果而返。但这一年的昼伏夜出、屡屡行动,实在给人惊心动魄之感。

后来光复杭州时,尹维峻,这个15岁的女孩子,率领一支敢死队从上海前来支援,担任攻打浙江抚署的先锋队。在我的笔下,尹维峻当年的形象十分飒爽:“骑骏马,左手执短枪,右手持炸弹,……冲入抚署,掷出炸弹,吓得抚署守卫清军立即举白旗投降。”自古英雄出少年,这对姐妹为辛亥革命出了汗马功劳,亦是我书中真实的历史人物中最富魅力的少女形象。

如果说秋瑾、王振汉,以及尹锐志和尹维俊姐妹是我刻画的不同性格特征的女革命党人,那么刘师培的妻子何震,便是一个纯粹的女性主义者了。因为,她给人的形象是“可怕的老婆”、“河东狮吼”, 所以很多年来,人们忽视了她的女性主义。

说实在,她的女性意识是相当早的,仅到日本三个月便灵机一动地发起了“女子复权会”。她认为女人与男人应该平分秋色,男人能办的事,女人照样能办。接着,她又创立机关刊物《天义报》。她要以她女性的身份,开创中国女性主义先河。《天义报》,是中国人在海外创办的第一家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

在我的书中,对何震这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她在历史中集女性主义与“交际花”、“河东狮吼”于一身,负面的形象掩盖了她的正面形象。因此,在大陆她的女性主义急先锋很少被人提及。

而在我的感觉中,何震的许多女性意识,就是在今天的中国大陆看来也是有着先锋意义;后来的中国女性主义者,似乎没有超过她的。当然她也是个悲剧人物,她折腾来折腾去,不仅让刘师培英年早逝,自己也落得精神失常。我想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女性专家对她的研究,也许会重新发现她存在的价值。

除了以上所讲的几位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名人,我小说中还有许多虚构人物也是非常有趣味和意义的。就拿我的男女主人公来说,他们在辛亥年前后的生活、恋爱、革命是经过了大风暴雨的洗礼的,但最后亦是为信仰而死,死得其所。

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下周继续,谢谢大家。

2010年5月12日于斯坦福大学东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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